我的“六一”
□张慧
1971年的“六一”儿童节,是秤钩驿小学的孩子们过的第一个儿童节,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为了把节日搞得隆重、热烈,学校文艺宣传队老早就开始排练节目。有个金老师,老家在榆中县,对文艺特别痴迷,宣传队的重任自然落在了他的身上。金老师从各个年级挑选了一些模样好看、脑袋机灵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排练节目,甚至每天放学后排练到很晚。
能被金老师相中加入学校宣传队,是被同学们羡慕的一件事情。班上的小机灵金新被选中了,大眼睛南萍也被选中了,独我进不了金老师的“法眼”。我作为一个对宣传队有着火热向往但没被金老师选中的少年,嫉妒着舞台上身姿矫健的金新们和嗓音优美的南萍们。不过,后来我在认真审视自己的时候认识到,我的确没有文艺天赋,金老师其实是很有眼光的。
还有一件对学生极有吸引力的事情,就是“六一”这天,要给加入少先队组织的学生佩戴红领巾。老师说,红领巾是红色少年的标志,它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当时我想,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贫下中农子弟,我要向刘文学、王二小、草原英雄小姐妹学习,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积极成为这面先进旗帜下的一员。那些天,我经常梦见自己戴上了红领巾,在红彤彤的旗帜下举手敬礼,鼓足气力发出庄严的誓词:“我们是……我要为……”
评选少先队员的时候,我怀有多么强烈的期待啊!我认为自己完全具备戴红领巾的条件,我的学习成绩不落后于人,也不算调皮捣蛋的学生,更重要的是,我思想单纯,渴望进步,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我如果戴上红领巾,我会格外热爱它,呵护它,即使睡觉,也要把它系在胸前……
然而,一个叫柳万山的学生向老师报告了我在一年级上学路上的一件恶作剧,我因此落选。我欲哭无泪,而又百口莫辩,戴红领巾的火焰就这样被无情地浇灭了。
但给我少许安慰的是,我虽然没有实现红领巾梦,但有一天老师把我单独叫出教室,安排我在庆祝“六一”的大会上代表没有戴上红领巾的学生发言。回家后,我迫不及待地在炕头上写了发言稿,第二天交给老师看。我写道:“今天我虽然没有戴上红领巾,但我不灰心,不气馁,要更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六一”儿童节到了,同学们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老早来到学校,还有附近两所民办小学的学生。当天,校园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墙壁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写着充满壮志豪情的话句。
庆祝大会开始了,人群中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嘹亮歌声,宣传队的同学不断挥舞着手中的红旗,会场掀起了第一波热浪。台上坐着秤钩驿小学和两所民办小学的校长和生产大队的干部。
接下来是戴红领巾。被老师念到名字的同学便高兴地跑到前面去,脖子上很快就被系上一条鲜艳的红领巾。夏日的阳光分外明亮,红领巾的晕色辉映在童稚的脸上,孩子们激动而幸福。我坐在原来的位置,黯然失落。我把戴红领巾的希望,寄托在明年的“六一”儿童节……
我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红领巾代表已经发言完毕,该我上台发言了,我的情绪顿时兴奋起来。我快步走上台,掏出稿子大声朗读,同学们专注地倾听着我的发言,接着是热烈的掌声。那一刻,没有戴上红领巾的失落感,跑得不见一丝影儿了。
锣鼓和音乐响起,宣传队的节目开始上演。民办小学孩子们的节目没有音乐伴奏,他们来自偏远的山里,眼神怯怯的,一边扯着嗓子唱:“路边有颗螺丝帽,弟弟上学看见了。螺丝帽虽然小,祖国建设不可少……”一边手脚笨拙地跳。
秤钩驿小学的节目最好看,有藏族舞蹈《北京的金山上》,有抗战歌曲《大刀进行曲》,有南萍独唱的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有金新和另一位铁路子弟的相声《打电话》……压轴戏是金老师精心排练的京剧《沙家浜》片段,先是一声高亢洪亮的“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在幕后响起,接着扮演新四军战士的十几名同学呼啦啦涌上舞台。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支木头手枪,拴着长长的红绸子,一会儿翻着跟头,一会儿匍匐前进,忽然风暴袭来,做着奋力搏斗状,又忽然烈日当空,做着挥汗如雨状,最后,一群人爬上了充当道具的桌子,做了一个威武雄壮、屹立天地的造型。金老师在舞台一侧更是调动了全身所有的艺术细胞,一忽儿敲打着锣钹家什助威,一忽儿弹三弦琴伴奏,有时还大声指挥着台上的演员,比唱皮影戏的把式还忙。曲终落幕,金老师长出一口气,大汗淋漓,脸上浮出满意的笑容。
夏日的太阳掉进了山坳,我少年时代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湮没在最后一抹金色的霞光里。
又一个“六一”儿童节,我圆了红领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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