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扎牢“流动+留守”儿童的安全篱笆墙？

广西工人报 2019-10-17 00:51 大字

□本报综合

【编者按】近来,有调查发现农村的留守儿童正面临着留守和流动两种风险叠加的境遇,监护、安全等存在诸多空白点。本期《关爱农民工》将与大家一起探讨——

受各地撤并村小、家长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等因素影响,众多留守儿童搬离祖辈一直居住的农村,与老人一起租住在城镇学校附近的城乡接合部,留守儿童变为“流动+留守”儿童。然而,其居住地往往环境卫生差、交通干线密、流动人口多,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1、那些一边留守一边流动的孩子们

兰州市榆中县甘草店镇距离兰州市区50公里,这里聚集了大量流动的留守儿童家庭。9岁的罗若彤就读于榆中县甘草店镇中心小学。早年父母离异,父亲远在新疆打工,罗若彤与67岁的祖母张慧芳租住在距离学校1公里、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内。

一进出租屋就看到,祖孙俩挤在一张双人床上,床头堆放着被褥、衣物等,电线乱缠乱绕,燃气灶、取暖炉等生活设施杂乱堆放。屋外紧邻大型货车经过的交通要道,附近不少留守儿童都经由此处前往学校。

张慧芳表示,院子里租住了3户人家,都是从农村搬来的。“孩子上学路上的交通安全我很担心,她独自在家我更担心。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张慧芳哭诉:“每次孩子和妈妈短暂见面后,孩子都会哭到晕厥,然后不断咳嗽。家里收入低,不能老去大医院,后来每次出现这个病就在附近诊所看,到现在也一直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但犯一次病,就要输液输很长时间。”

“城里孩子定期进行的体检对很多流动儿童来说是奢侈品。流动儿童多在户籍地参加新农合,报销比较麻烦,生了病只能到小诊所去输液,实在扛不住了才到大医院治疗。”榆中县甘草店镇中心小学留守儿童辅导老师盛玉琴说。

类似的还有女孩毛毛(化名),四岁以前毛毛一直跟爷爷奶奶在江苏农村老家生活,父母常年在广州打工。这两年,毛毛的妈妈明显感觉到孩子与自己之间越来越生疏,这让她十分着急。加之频频发生的留守儿童安全事件,她逐渐意识到不能再让孩子留守。于是她下定决心,把孩子接到了广州。为了方便照顾孩子,她不得不换掉以前工资相对较高的工作。

初到广州,毛毛并不适应这里的生活,她在这里没有朋友,时不时吵闹着要回老家。而对于父母来说,虽然孩子在身边,但由于工作太忙根本无暇照顾孩子。很多时候学校放学后家长还没下班,为了孩子的安全,妈妈只能把她锁在家里,让她一个人在家写作业或看电视。“不过,这似乎也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孩子独自在家发生悲剧的情况也不是没有,之前就有过类似的报道。”毛毛的妈妈说。

王宏艳是河北省唐山市车王庄村中心小学的一名教师。她任教的班级,曾经有学生的父母外出打工时将孩子一同带走,但没过几年孩子就被送回来,到原来的班上继续学习。这样的学生,学习成绩、性格、心理健康往往会因此受到影响。王宏艳说,孩子的幼年阶段融入周围的环境较慢,熟悉之后会产生一种安全感。不定期地改变其成长环境,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2、监护真空下，诸多风险在叠加

前不久发生的章子欣案,很多人都将悲剧根源指向了她流动留守儿童的身份。有采访发现,许多孩子随着年龄变化,流动和留守的身份不断转化、重叠。如一些留守儿童小时候与父母在城市中生活,上学后则返回流出地区,从流动儿童转为留守儿童,再长大一些,则因为各种原因成为流动的留守儿童。

在西部一些贫困农村,生态移民、扶贫搬迁、撤并村小等因素促使人口向小城镇集中,但是由于城镇中没有就业,年轻劳动力往往选择外出就业,未成年子女和祖父母在城镇居住,他们中的不少人就成了流动的留守儿童。

一些外出务工父母缺乏监护责任意识,任由年幼的未成年子女独自生活,较少回家看望或保持亲情沟通,甚至常年不与子女联系。

学校监管也有限。盛玉琴说,受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因素制约,许多老师身兼多职,平日上学对留守儿童关注有限,一旦放假,更是鞭长莫及。农村学校和家庭之间沟通不畅,在安全衔接方面极易出现断裂。

救济途径单一短暂。调查发现,流动的留守儿童相关的政府和社会救助虽从未中断,但缺乏系统化、制度化、长效化机制,仅以送文具、走访慰问等流于形式的短期救助居多。

3、筑牢安全墙，孩子们活得安全

城乡接合部的留守儿童,是学校教育和社会矫正机制最为薄弱的人群,最脆弱的链条正承担着最重的重量。我们该如何为这些孩子筑起安全的篱笆墙?

建立多部门、多组织联动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机制。甘肃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周艳建议,发挥联席会议制度优势,形成政府领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参与的关爱保护工作机制,按照“谁的职责谁来尽”的原则,加强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和工作协同。

尽力构筑起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的专业化网络。榆中县甘草店镇中心小学留守儿童辅导老师邸颜颜认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帮扶、干预,都是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工作,应该有专业的人员、用专业的方式开展。

完善救助保障体系和建立长效联系报警机制。榆中县教育局副局长谈应峰建议,针对性地实施医疗救助、购买意外保险、明确监护权等保障措施,提升精准帮扶的有效性。同时,公安部门加强留守儿童生存环境流动人口、闲散人员的摸底、统计和管理。

“让孩子跟随父母是最人性化的做法,从长远来看,也是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专家熊易寒指出,让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其背后是城市之间和个体之间的竞争,以及特定个人与城市之间的匹配,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他建议,逐渐为农民工创造家庭迁徙的条件。同时,政府也应为农民工及其子女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破除家庭迁徙的制度性壁垒,从而尽可能减少留守儿童,逐步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

4、从“儿童”角度解决面临的问题

此外,专家侯佳伟认为,应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去解决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尊重他们的心理成长规律,给予他们普遍需要的生活照料和情感关注。

对此,很多公益组织也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目前约有超过30万名流动儿童从农村来到城市学习生活。从2008年12月起,龙祥社工便开始开展流动儿童服务。而从2011年开始的流动儿童服务平台建设到2016年开始的“安全总动员”项目,龙祥社工的流动儿童服务整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聚焦点也逐渐细化到流动儿童安全议题。即工第一阶段的流动儿童服务便是为盛平等城中村社区的流动儿童搭建一个开放空间和服务平台。第二阶段给城中村社区流动儿童进行安全教育。2013年12月,龙祥社工启动了《安全号列车——流动儿童安全预防与自救项目》,并在2015年将其打造成品牌项目,成为当年中央财政在深圳唯一一个支持项目。第三个发展阶段:以儿童为本的城中村社区参与试验,动员社区流动儿童及居民共同参与营造更适宜儿童成长的社区环境。

其间,他们结合儿童天性,通过游戏、互动等轻松的形式,能够激发儿童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导性,以儿童和社区视角切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项目设计方面,龙祥社工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建构起涵盖个人、家庭、学校、社区等多重维度的儿童安全教育体系,并且坚持儿童为本、体验式服务的项目逻辑。我们希望通过提升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安全意识,增强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对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的识别和预防能力,促使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更安全更有质量地生活。”社工干事翁欢琪说,这些做法很多城市都可以借鉴。

5、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其中

事实上,除了开展具体的项目服务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动更多民间力量参与、关注这个庞大的群体,资助更多关注流动儿童群体的草根机构发展,进行政策倡导和研究进而影响政府相关决策。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人口流动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也是流动儿童最多的地区之一。针对这一情况,上海联劝于2011年推出了“U积木计划”,通过“一个鸡蛋的暴走”公益筹款活动向社会筹集善款,用于支持儿童领域民间公益机构发展,并逐步通过专题资助的方式关注长三角地区流动儿童议题。

2018年,新公民计划与资助者圆桌论坛、千禾社区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完成了对150余家流动儿童教育领域内机构的问卷调研,发布了《流动儿童教育领域扫描报告2018》,希望推动更多机构一起参与改善流动儿童成长环境。

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表示,目前流动儿童发展报告第二期也正在编辑中,会把流动、留守儿童作为一个整体来呈现,也会将政策变化、民间机构相关案例等纳入其中进行研究。“流动儿童问题应该放到城市化大背景下去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大趋势来说,城市化的进程还将继续,人们也会继续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流动儿童面临的种种问题?魏佳羽在《流动儿童问题的解决之道》一文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如果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当作一个冰山去看的话,这座冰山的总量大概是1.03亿个孩子。我们的‘解’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我们要让冰山浮出水面,减少留守儿童的规模,让更多留守儿童转变为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流动儿童；第二,我们的目标是‘融’解冰山,开放城市落户限制,让更多流动儿童成为本地儿童。这两个方向的改变都需要我们努力去推动,最终目标是让流动、留守儿童的总量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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