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中旧志集大成 《重修榆中县志》
□邓明
自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榆中县共修四次县志，幸而均存，即康熙二十六年《金县志》（简称《康熙志》）二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金县志》（简称《道光志》）十三卷、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金县新志稿》（简称《光绪志》）二册、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重修榆中县志》（简称《民国志》）十五卷。从时间上考察这四部县志，251年间平均62.75年修一次，清代的前两次间隔155年，后两次间隔67年，而光绪到民国的仅仅间隔29年，这说明榆中人文化传承的自觉，并且这种自觉从近代以来趋于强烈。从版本上考察，前两种均为刻本，《康熙志》由知县耿喻捐俸银刻印，《道光志》由县署出资刻印，而后两种却为稿本，县财政的窘迫不言而明。从内容上考察《康熙志》侧重记述元末至清康熙前期金县事，较为粗疏。《道光志》续写康熙至道光间金县事，较为严谨，多用按语，订正《康熙志》的错讹，并且首设图考，图文并茂，增添了志书的形象性。《光绪志》续修道光至关光绪间金县事，内容较为丰赡，侧重记述晚清学堂、巡警、实业等新政。而《民国志》则为一部统合古今，侧重晚清、民国事物的通纪体县志稿，内容详实，资料丰富，文约事丰，考证精审，订正旧志讹误殆尽，可称一代名志。具体来说，《民国志》有
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征引古今图书众多，新旧知识交融：编纂者知识渊博，视野开阔，经史根底深厚，敢于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民国志》除大量引用档案资料外，多征引十三经、廿二史、《资治通鉴》《本草纲目》《甘肃通志》《兰州府志》《皋兰县志》等旧志资料，以及古今人诗文集、笔记，还有报章杂志资料等等，加之引用采访资料，使《民国志》较之此前三部县志，显得内容更为充实，信息量甚大。例如《物产志》多采用《本草纲目》内容，而且多用现代生物学、植物分类学知识，描述当地植物的生物性特征，涉及根瘤菌、纤维质等，使之具有一定科学性。
二是重视经济文化教育部类事物，以较大篇幅翔实记述其兴盛起伏，具有很高的存史价值：对于晚清至抗战前的税捐征收、差徭派遣、公债发行、货币流通等情况，做了详尽的记述，展示了榆中作为省城兰州东大门，战乱时起，军队频繁过往，派款征粮拉伕，民力竭尽、地方凋敝的痛苦历史。同时展示了近现代赋税、金融在县一级政权内运行的具体情况，以及对于地方各方面影响的情况，因此在某种意义是说这是一部近现代榆中县财税金融史。
榆中县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历代兵燹频仍，地方文献绝大数湮没无存。因此《康熙志》未曾收录艺文，《道光志》首设《艺文志》仅收录4通碑文、不足30首诗，更未著录书目。而《民国志》收录碑文18通、诗近50首，著录当地人著作38种，并选录其序跋，内容涉及儒、佛、道、医等，抢救并传承了榆中地方文化。
三是秉承实事求是精神，订正旧志讹误殆尽：编纂者具有乾嘉学派的考据能力，他遍览前三部县志，检出错讹之处，在各专志中用按语，尤其是在《拾遗志·辩讹》中集中起来，引经据典，予以辩证，去伪存真，以维护“志属信史”的优良传统。例如根据《汉书》本传，考定赵充国不在金县清水营屯田，而在湟水临羌至浩亹之间屯田等。编纂者通过这些措施，确保了《民国志》的严谨性。
《民国志》编纂者为窦秉璋（1867年-1941年），其字琢如，榆中县窦家营人。光绪金县学廪生。历任县立高等小学教员及校长、县劝学所所长、县教育会会长。热心地方文化事业，先后编纂《光绪志》《民国志》，厥功甚伟，在榆中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榆中县地方志办公室按规划，已完成前三部榆中志的整理出版发行工作，获得各界好评。现在又完成难度最大的第四部的整理工作，准备送交出版社责编出版发行，这使四部榆中志得以传承，以弘扬榆中地方文化，为榆中县的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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