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中的年味
□ 王卫权
60年代后期，物质生活匮乏。生活艰难，只有在过年期间，我们这些才能尽情释放儿童的乐趣，享受到平时得不到的各种待遇，如今虽年近花甲，但那时过年的情节至今都给我留下忘怀的记忆。
三岁时父亲去世，靠母亲每天挣七分工养活我们兄妹四个。幼年的记忆里，母亲总是早出晚归，晚上一熬一个通宵，为我们缝缝补补。从春到冬，一年四季，我们见到的是母亲满脸的忧郁和无奈，平时连维持正常的生活都非常困难，更不要说靠生产队分钱了，只有过年是个例外。在兰州工作的舅舅每年腊月二十几总能准时寄回十元钱，让我们买几斤肉或一斤菜籽油，囫囵过个穷年。大年三十晚上，母亲总是想方设法留下一元钱，全部换成一角二角的零钱，给我们兄妹每人发两毛钱压岁钱，我小心翼翼地把两毛钱装在红裹肚里，一天能看十几遍，这二毛钱就像我们的命根子，晚上怕哥哥或妹妹偷去，裹肚不脱，用手压着睡觉。正月十五一过，我们开学没钱买纸张笔墨，实属无奈的母亲又将这两毛钱收回去，除了买几张三分钱的白纸，还用剩余的几毛钱给家里买盐，煤油等。因为那时一斤盐七分钱，一斤煤油一角五分钱，一两元钱就是一家人一月的开支。
到了大年初一，母亲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做一件新衣服，这是一年里唯一的一件新衣服。我们并不奢望穿什么新衣服，因为母亲千叮咛万叮咛，这一件新衣，要爱惜，不要弄脏，要干净云云。平时我们烂衣服穿惯了，感觉新衣穿身上反觉着别扭不舒服。有了新衣，我们正月象征性穿几天，平时都压在箱底里，只有走亲戚，或上学才能穿。那时我们儿童大年初一聚在一起，最卖派、最多的话题的就是，这个说我吃了几碗臊子面、几个白馍，那个抢着说他家里煮了大肉，他美美地吃了一顿。
从正月初二开始，我们这里的村村组组都有群众自发组织的社火秧歌队。所演的除过传统的保留节目外，大部分都是村里能文能武的群众根据村情实际和各家情况，自编自演，有说唱、有快板、有舞蹈，还有戏曲清唱等，节目雅俗共赏，人人喜欢。凡是社火队去嚷院的家庭，必定都是村民公认的遵纪守法，恪守社会公德，孝老爱幼，睦邻和善、勤俭持家、教子有方的家庭。社火队到谁家嚷院了，谁家就感到最称心、最自豪，因为自家的人所作所为能让全村人点赞，一家人脸上也倍觉光彩。
记得村里的社火队连续四年在我家嚷院，母亲的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开心，她老人家一直告诫我们兄妹，做人要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只有吃得苦中苦，才能做得人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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