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风物入词来
孙华嵘
当我拿到马同儒的《三上词话》一书时，感觉沉甸甸的，这是一部词学专著，逐页啃读，不禁被其博大精深的论述所震撼，顿有“丝绸之路的古音，黄河源头上的歌谣”之感。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丝绸之路的26载军旅生涯中，马同儒闲暇时不误酝酿声调，他在《三上词话》序中说，“遥想大漠孤烟、长安宫阙、洮水流珠、黄浦江风、贺兰高阳，朝夕与身影相伴，汗水融入已无际，故而定心消去浮躁”了。作者在紧紧围绕词调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做到知常达变，探微知著；在词谱的例词创作上，跟进时代脉搏，捕捉生活瞬间，凡耳闻目睹者皆收于笔下。除了反映军事历史、军营生活等题材外，他还重点创作了大量反映丝绸之路题材的作品，还有描写《西游记》师徒文学人物系列词作，以及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忆旧游·观海》《贺新郎·八仙过海》等。如在《燕山亭·牛肉面》一阕中，作者写道：“拉面飘香，牛肉煮汤，问道兰州而去。颜色月萦，溢碗风清，无奈撩人情绪。碧绿青苗，再添料、油红相辅。曾煮。恰面浸蓬灰，是天然补。毛细柔似春风，念千里相思，几回应许。韭叶绵长，老者盘餐，流年总催来叙。大宽情分，君道远、归来闻处。思汝。缘是客、人家说与。”
从熟悉的生活中体现精神能源，那是在重踏丝路的征途中，重新拍尘捡起的黄卷，是隔断尘凡的相知。
《三上词话》被学界誉为“词坛最系统的词学理论，最为严格的填词实践，最为创新的词学成果”。宋词作为时代文学，主要是依声填词，竟以歌喉。到了明代张綖开始有识平仄，以白圈黑圈区别平仄。元末张炎《词源》，才着手开始评词，主要从内核音乐上做了记载。到了清朝，如《白雨斋词话》《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等，仍未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只能算是词学研究的萌芽。真正的词学研究或成果，应该是系统的学说，即理论与创作的结合，它要有重大发现，摆脱沿袭的作法，沿着词最初是音乐文学非案头文学这一方向而努力，这一点《三上词话》做到了。《三上词话》不仅写了若干篇赏析的豪文，它是跨时代率先具有系统性的词学理论，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它不仅填补了词学上的这一空白，而且提出了学科研究的方向，这一点弥足珍贵。
《三上词话》的创作，究竟是如何在“路上、腿上、枕上”完成的？正如有关媒体所言，它是一部血汗书，是作者秉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和百折不挠的执著精神去完成的，是耐得住寂寞和不为功利驱使而撰写的，是严谨治学和开展学科课题研究的结晶。与林林总总的词综相较，那是挖掘词之固有，发挥词之本能，开辟词之应用，导向词之创作的标杆。该集“词论”部分，开辟了新的相关课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按照教科书的细目和要求，从一些现有的粗略的概念做到明细化，使之更富于操作性；在词的平仄、词的押韵、词的句式等基本问题上，坚持循序渐进的方法，按步骤逐个解决，可谓手把手解决填词程式化的问题；词的创作手法、用典、修辞，对命题进行了定义、推论和诠释，尤其是在“词的创作手法”一节，对夸张、衬托、顿挫、比拟、借代等修辞手法，开辟了填词系统研究和例证运用的开山向导，为词学内核研究和创作运用起到示范性作用；在“词谱”部分，主要是题考及词例的创作，皆以中古四声为准，所选139调为自创，严格按原词制定填词作法，保持原声填词，最大限度确保了所填之词不失律，不跑调；在“词品”部分，专讲词史，遵循词的音乐变迁史观点，从唐、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进行论述，尤其对词的产生、发展、衍变过程做了详细的介绍。章节的划分，分别以乐调区分，如唐五代入调为章，唐代边调、五代宴调为节，宋代时调为章，北宋翻调、南宋律调为节，此后元明清及近现代以同样的形式分别命名，并对历代词人的词风进行了新的概括，对近现代词人之词风，亦有相应的归纳和评价。
《三上词话》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深深根植于丝绸之路的养育，是倾听驼铃声和黄河激流声合奏的升华，是促使起笔、落笔和定稿，以及相关课题照影相伴的结果。为此，为了使研究的学科跟进时代文化和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词谱中以《一丛花·莲花山》为例，在其脚注中考证了民歌《花儿》的组织形式，唱法、韵字，以及复句、单腔起韵等，这样才能利于保留和传播。在诗词创作问题上，作者主张和倡导传承古人的做法，像元代的文学是押韵的杂剧和散曲，运用了类似今天的新韵，但在传统诗词创作上还是遵循押中古韵的规则，这样在当时形成了两个语音系统并驾齐驱的局面，并形成一种风气。
马同儒对甘肃这片热土充满了感情，《三上词话》就是对这片土地的诗意表达。
（《三上词话》，马同儒著，中国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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