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标中3位建筑工的转型样本
“我和工人们一起干活，还要操心很多事。”11月6日早上7点半，王国强就来到兰州市天水中路盛达金城广场建筑工地，和一名工人跨入2米宽的吊篮，先系好自己的安全带，又转身帮身边工友系紧卡扣，准备开始一天的高空作业。“吊篮每秒最快上升9米，中间要不断调整平衡，走走停停升到楼顶要近1个多小时。” 王国强一面拂去尘土按下红色的起升按钮，一面对《工人日报》记者介绍道。
盛达金城广场总建筑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还未建成就已经成为城市地标。和王国强一样，同样“挂”在工地上的，还有朱嗣灿，他已经发展起自己的劳务公司，与西南、西北各大城市的许多地标性建筑项目工地都有合作。而杨世界则带领着一支专业化的幕墙清洗保洁队伍，虽然仅有10多人，但几乎承包了兰州市所有超高建筑的外墙保洁。
他们三人虽然规模不等、收入有差异，但几乎可以视作今天中国建筑领域由建筑工转型为“新工头”的代表。他们“新”在何处呢？
不一样的班组长
王国强的家在辽宁省北票市，17岁就在沈阳的建筑工地做“点工”。两年前，朱嗣灿所在的重庆恒晟建筑劳务公司邀请他来兰州，他就带着两位同乡过来了。两位同乡虽然都比28岁的王国强年长，但收入比他少。王国强干一天是400元，两位同乡是300元。
“多出来的100元，就是操心钱。”严格点说，王国强更像是车间里负责施工的班组长，两位同乡工友，每天干什么活，干的怎么样，都由王国强负责；但不同的是，他比普通班组长要操更多的心：材料、工具、劳保用品等等，都由王国强去项目工地申领，工程质量也最终由他负责。
其实，一天400元也仅仅是王国强收入的一部分。他在入场施工前，就和上一层的施工承包方有“协议”——工程款的20%左右是质量保证金，等工程验收合格才能发到他手里。所以，王国强对工程质量特别认真，“质量不合格不仅拿不到钱，还要自己贴钱返工呢。”
2019年底，王国强拿到了包活的年终利润——3万多元，这是他的个人包工所得，两位同乡也认可，“这就是他该拿的钱。”从初来工地打工的农民工到现在，靠着出来打工的日工资和年终利润，他在家乡盖新房、娶妻生子。
对于未来发展，王国强的“职业愿景”非常简单，“再领更多的人，包更大的活”。王国强很自信：“我干活质量好，甲方都挑不出毛病；而且我现场的文明施工管理得好，业主、监理都很放心。”
“完成了公司化治理”
“我正打算在兰州买房子，以后在兰州安家养老了。”43岁的杨世界，与王国强比起来更专业，因为幕墙清洗的“高风险性”。“工人们50岁以后就干不了，我们也爬不动了，每天用吊绳、吊板将人吊到几十层高的工作位置上，就是个‘蜘蛛人’，有时候我们也得跟上去，年龄大了真不敢干。”
16岁就出来在建筑工地打工，后来又开过饭馆，2006年加入重庆速维幕墙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着地标建筑兰州市场的杨世界，逐步完成了“公司化治理”。
与速维幕墙类似，重庆恒晟建筑劳务公司成立于2005年。朱嗣灿是公司的副总经理、兰州办事处的主任。可以调集几百、上千人的施工队伍，也要承受资金周转和工程质量、工程款拖欠等等的压力。
18岁高中毕业，朱嗣灿就在建筑工地干小工、做力活，后来开始做现场主管、技术负责，再“包工程”。从2011年进入兰州市场，他参与过许多超高建筑的施工。
在许多人眼中，朱嗣灿就是一“牛人”，他不仅看得懂图纸、计算好工程量，甚至能够找出设计中的缺陷，还创新了许多的施工法，他自己说，这是工地上摸爬滚打20多年积累的本事。
经历10多年的发展，从劳务队到现在的劳务公司，朱嗣灿和杨世界已经基本完成了“公司制”的进化。而现代企业公司，需要把“流动性、临时性的农民工”变为自己的员工，建立明确清晰的劳动关系。目前，对于朱嗣灿和杨世界来说，迈入现代企业公司之后的路还在探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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