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一事 终一生 敦煌学家杨富学
杨富学作品
杨富学
1965年生于河南省邓州市，现任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兼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被评为“甘肃省领军人才”“全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全国文化干部培训名师”。198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即分配到敦煌研究院工作至今，曾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历史系、新疆大学历史系、印度德里大学佛教系、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2002年获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被评为优秀博士后。
杨富学以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梵文等文献及其所反映的古代历史文化与宗教问题为研究方向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十项，敦煌研究院科研项目两项；发表论文400余篇、译文100余篇。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繁衍生息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回鹘就是这些民族中的一员，并在历史文献和书籍中留下了惊鸿一瞥，今天的维吾尔族和裕固族就是古代回鹘的直系后裔，在我国历史演变中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回鹘文文献记载的重要历史文化片段，填补了很多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空白。带着对神秘回鹘的无限遐想，记者采访了杨富学博士。
作为敦煌学家，杨富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回鹘文以及与之相关的学科课题。当记者翻看杨富学科研成果目录时，不禁为其宽阔的研究领域和取得的可观的学科成绩感到惊叹，不禁会好奇怎样在如此宽泛的领域获得这么多项成就。杨富学说：“我的研究领域确实很杂，但这个‘杂’并非是杂乱无章，而是由两条不时交叉的主线始终在贯穿，其一为回鹘，一直是我研究的主线，至于对西夏、契丹、女真、蒙古、吐蕃、粟特以及波斯、印度的涉及，都因为他们与回鹘息息相关；另外一条就是敦煌——丝绸之路，这个就更宽泛了。我认为学术要专，但不能只攻其一，不及其余，那样的‘专’其实未必就是真的专。探讨学术问题要专，但知识面要宽。看似纷杂的学术问题一旦成为一种体系，就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只要研究方法和角度得当，势必会迸发出许多新的学科成果。”
在众人的印象中，作为饱读典籍的历史文化学家，必然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思考能力。杨富学笑着说：“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在中学时代，对历史课的学习更是痴迷，所以高考第一志愿填的全是历史。好多人问我学习历史有什么用，多数人的回答都是知古鉴今，但我觉得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历史学之核心要义在于开发智慧，它是所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而言，颇有点像文科必须学好语文，理科必须学好数学一样。”
1982，杨富学怀着满腔的少年意志和憧憬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西北重镇兰州，在这里度过了非常充实的大学时光。“那个年代正是学风炽盛之时，历史学家杜经国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他思想活跃，主张开门办学，当时聘请了很多外校名师讲学。我当时对民族史比较感兴趣，记得那时杨建新先生讲授《西北民族史》、李蔚先生讲授《西夏史》、樊保良先生讲授《蒙古史》和《维吾尔族史》、内蒙古大学的周清澍先生讲授《元朝史》、中央民族大学程溯洛先生讲授《回鹘史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毅夫先生讲授《民族学》等课程，先生们的言传身教使我鸿蒙顿开、大开眼界。那时我也经常到西北民族大学去旁听，慢慢对西北民族史，尤其是维吾尔族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杨富学回忆。
在本科学习阶段，杨富学发现国内维吾尔族史研究者大都不懂回鹘文，于是，他决心到新疆学习维吾尔语，期间得到新疆大学著名新疆史专家苏北海先生的鼓励，于是报考了新疆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正是“维吾尔族史”。杨富学说：“其实，当时中央民族大学的程溯洛先生也鼓励我报考他的硕士研究生，但考虑到去新疆的环境得天独厚，更加利于学习维吾尔语和回鹘文，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新疆。”上研究生时，当时的杨富学已经21岁了，学习新的语言并不是一件易事，但他的意志非常坚定，他的导师专门给他们找了一位维吾尔语老师，班上的同学从最开始的八个人，到最后只有他一个人留了下来，可见其难度之大。
1988年，即将研究生毕业的杨富学随着导师去北京开会，有缘遇到敦煌研究院段文杰院长。“段院长非常支持我去敦煌，在他的鼓励下，我毕业之后就去了敦煌，开始系统研究回鹘文文献。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已有不少改善，但还是比较艰苦，但是对我来说，那里不是遥不可及的沙漠，而是深蕴着宝藏的宝库。”杨富学说，“经过几年研究我发现，回鹘文中有很多关于梵文佛经的记载，为了求根溯源，我于1992至1994年又去印度德里大学和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进修了两年，专门学习梵文和佛教。”
那么，怎样理解维吾尔文、回鹘文和梵文之间的关系呢？杨富学一言以蔽之：“维吾尔文和回鹘文可以理解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关系。古代回鹘文相当于甲骨文，都是死文字，但是回鹘语和现代维吾尔族的语法基本还是一致的。而梵文相当于我们所言的雅语，是专门用来祭祀和诵经的语言，其语言有优美、雅致、押韵的特点。”
那么，在众多古代少数民族中，杨富学为何对回鹘情有独钟呢？杨富学说：“回鹘吸引我的地方在哪里？可能因为一直在研究反而还没有认真思考过。简而言之，首先在于回鹘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而又有着重大影响的民族，对其进行研究，是学术发展的需要。其次，回鹘是个很有‘个性’的民族。回鹘崛起于8世纪中叶，本为一居无定所、随水草流移的游牧民族，但又不是纯粹的游牧，他们的农业也很发达，鄂尔浑流域的考古资料可以证实这一点。回鹘文化兼具牧业与农业二重特色，使其文化显得丰富多彩，同时也使回鹘人接受外来文化更为容易，故来自中原的农耕文明、来自西藏的游牧文化，以至来自印度、波斯、中亚的各种文化，在回鹘那里都可以找到生长的土壤。兼容并蓄了多种文化因素的回鹘文化与汉文化相比，更容易为北方草原民族所接受，这就是西夏、蒙古在立国之初都重用回鹘人，以回鹘人为师的主要原因。自宋至元，回鹘人长期充当着汉文化向北方民族传播的媒介，党项（西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等对汉文化的接受，无不受惠于回鹘人。这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或许，这就是回鹘吸引我的地方吧！”
除了本职工作，杨富学还在多所高校教授少数民族史、民族文献概论、少数民族语言、西北少数民族史等课程。“其实，当前国内学习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不在少数，以回鹘文为例，获取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者同样不在少数，但崭露头角者终觉稀少。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希望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同学在本科阶段要抓好基础，在攻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其间能静下心来潜心学习，加上现在便利的文献检索方式与研究条件，假以时日，我相信一定会‘江山代有才人出’的，且我认为，只有深入研究每个民族的不同历史文化背景，才能从更深刻的角度认识到我国各民族多元统一的格局。”杨富学说。
在多年的不断学习中，杨富学逐步掌握了利用死文字文献以研究历史文化的诀窍：“研究文字，不参照历史是不行的，反之亦然。比如目前我参与的敦煌石窟晚期断代工作，就让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敦煌石窟的早期年代排序非常清楚，可以说是井然有序，但是晚期的非常混乱，这有民族变迁、战争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这个工作困难的地方就在于没有继承性，文献记载又少，使得这个工作难以为继，而我在整理发掘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献，我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用历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些文献，不管是回鹘、吐蕃、西夏、蒙古，每个民族的文化特色我都了解，把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的知识系统结合在一起，我相信从这些文献中可以慢慢整理出一些可靠的线索，从而获得切实有力的断代依据。”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杨富学不无感慨地说：“作为研究人员，我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始终围绕着自己喜爱的专业展开工作，可以说是‘择一业而终一生’，回鹘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无疑是回鹘文和汉文，但在此之外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吐蕃文、蒙古文文献，都对回鹘有所记载，不可忽略。掌握多种语言的文献，只能算是多了可用的工具，但要有所成就，还要善于思考，不能把学术搞成工匠、资料员的活计。否则，就是穷其一生，孜孜矻矻，成果再多，也算不得真正的学术。”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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