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携手同行
大概是1992年吧,我在《甘肃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杂文作品,被省杂文学会评为优秀杂文。到兰州参加颁奖会,获奖者多是省内有一定知名度的杂文作家,只有我是来自定西乡下的一名语文教师,土气且卑怯。好在当时的甘肃杂文界前辈们不以地位和相貌视人,因我年轻和来自基层,反而得到了特别关注和鼓励。许多在报社工作的编辑们都来向我约稿,其中一位女同志给我递上她的名片,并说,您可以给我们《兰州晚报》的“兰苑”副刊投稿,小说、散文、诗歌、杂文,都可以投的。我低头看了看名片,记住了她的名字:常锦屏。
我虽远在乡间,但也了解都市晚报的性质,因此向常锦屏老师说出了我的疑虑:城市人能接受我写的乡下人的生活和乡下人的感受吗?她说,能啊!其实城市人最需要、最感兴趣的,就是你说的这些呢!
我是一名教师,最熟悉校园生活,因此写的文章都是关于教育的话题。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段时期,受过分物质化、金钱化思潮影响,新的“读书无用论”沉渣泛起,学生厌学现象比较严重。有感于此,我写了一篇叫做《可别将“调皮”进行到底》的杂文,呼吁社会、家长“莫要被眼前些微的物质利益所诱惑,而将孩子放逐闹市或草野,以致重蹈上辈蒙昧的覆辙”,学生更不能以厌恶读书、旷课逃学、顽劣调皮为能事,将“调皮”进行到底。文章写好后,寄给《兰州晚报》,不久在“兰苑”副刊的“静夜思”栏目中登出。过了两个星期,常锦屏老师给我来信,说那篇文章见报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读者来信或打电话表示赞同我的观点,家长们纷纷呼吁:应该帮助家长救救孩子了!
第一篇文章的发表,给了我写作的信心和激励,我将其视为兰州市民接受我这样一个乡间小文人的开始。我更是有意识地写一些有着浓重乡土气息的文章,给城市人“换换口味”。小说《秀才》,脱胎于民国年间我们村子里一位穷酸读书人的故事,主人公位卑未敢忘忧国,人虽微而发警世之语,诙谐中有悲苦。散文《我辈亦潇洒》,抒发一名乡下教师淡泊名利、安守清贫、教书育人、自得其乐的人生况味。我在文中写道:“于繁忙的劳作之余,邀一二友人,一支烟,一杯水,海阔天空,兴尽而散。或独自一人出门,哼一支曲子,走入沉静寂寥的远山,看日出日落,听百鸟唱和。”竟然引得数位帅哥美女读者慕名而来,与我一起度过了一个色彩斑斓、落叶缤纷的秋日。当然,最多的还是发表在“静夜思”栏目中的杂文,《两种父亲》《面对被遗弃的生命》《饶了老纳》《话说“良心印花”》《台球是个“蛋”》《“发烧”与“抽风”》……我相信,那几年,张慧或者三郎(我的笔名),是“兰苑”副刊的重要作者之一,也是在《兰州晚报》的读者中有点印象的名字。而我,也因《兰州晚报》这片沃土,思想更加成熟,笔力更加健劲。由教师而记者,由文学爱好者而作家,作品也获得了“鲁迅杂文奖”等奖项。为此我在心里时常感念着《兰州晚报》,感念着“兰苑”,感念着辛苦的编辑。
一张报纸与一个城市相互依偎40年,这是海誓山盟般的交情和守望。后来,即使在兰州以外的小城市定西,也能看到当天的《兰州晚报》,这样它就成了我了解和感知兰州的一扇窗口。
几十年过去了,在我的印象中,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但《兰州晚报》依然是我不断前行中最重要的朋友。
□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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