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淮河晨刊 2019-12-17 07:26 大字

上期提要:老彭这个人非常朴素,读书的时候就没什么像样的衣服。我给他准备了一双皮鞋、一条华达呢料子的裤子,结婚那天他就穿上了我给他准备的衣服。结婚当天,我也没怎么打扮,就穿着北京那种条绒系带的棉鞋,蓝布裤子,上衣是一件丝绵棉袄。棉花有点露出来了,我就把它往里面塞一塞缝起来。在棉袄外头罩了件灰布红点和白点的罩衫。罩衫也是旧的,我洗了洗就当新娘子的衣服了。结婚没几天,我就和老彭一起回上海,这是我第一次带老彭回家。当时,上海家里已经被抄家了,我的父母和两个弟弟都被赶到了另外的地方居住,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第二天我带着老彭去见父母,家里人看我们俩刚刚结婚,就做了一桌很丰盛的饭菜。

后来听他跟别人说,他找我是因为觉得我虽然是上海姑娘,但是身上没有骄娇二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话不说,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也会经常交流,但我们说的都不是家庭琐事,主要谈的都是各自的工作。

当时“文化大革命”己席卷全国。军宣队进驻研究所,单位三天两头开会搞运动。我父亲刚刚含冤而死,大弟因为父亲的原因不能落实工作,母亲又病倒了,偏偏在这个时候自己又怀孕了。我觉得自己身心俱疲。我往来于敦煌、上海、武汉之间,由于过度劳累,以及精神上的紧张和巨大的悲痛,导致我有流产的迹象。经过及时治疗,才幸运地保住了孩子。

那时候,最强烈的念头就是离开敦煌,到武汉去。我觉得只有到武汉,到老彭身边才能感到安全。显然,在动荡时期,是无法解决分居问题的。我们想调到一起,也只是天真的幻想而已。为什么我们俩经过风风雨雨,还能够不离不弃?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们是同学,互相理解。我们从来不会说“我爱你”,我们就是把最好的东西给对方。老彭知道我喜欢他,他也从来不给我说狠话,也不愿意抛弃我这个人。

我们结婚时,没回老彭河北的老家,直到1970年初,我们要把第一个孩子送回老家抚养时,我才第一次到他河北农村的老家。我的印象中河北老家的房子还算宽敞,但家里最现代的东西就是暖壶,此外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我们第二个孩子是在武汉出生的,老二出生不同于老大,老彭准备得很好,老彭的大姐把老大从河北老家带到了武汉。大姐可能比我大十几岁,别人总把她当成我婆婆。我在武汉度过五十六天的产假,老彭把我照顾得非常好,给我做饭、炖汤,什么都不让我动手,晚上让我休息,他起来看孩子。我坐完月子就回了敦煌。大姐在武汉又住了几个月,之后她带着老二回了老家。

老大就留在了武汉,那时候他已经五岁了,正是调皮的年龄。老彭要教学、办专业、出差,还要带孩子。他每次出差,就只能把孩子交给同事照顾,这次交给这一位,下次又交给另一位。所以我们家的老大从小是住集体宿舍,吃“百家饭”长大的。那时候老彭又当爹又当妈,辛苦可想而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年动乱”已告结束,到了解决分居问题的时候了。老彭当时急切希望我尽快调往武汉。儿子也特别希望我调去武汉,因为武大那时盖了一批教工家属楼,符合入住条件的老师都搬到家属楼去了,儿子的小伙伴也都搬了。由于只有老彭一个人的户口在武大,不符合条件,儿子就特别着急,写信抱怨此事。可是这时的我犯了犹豫,既对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汉;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为敦煌干点事。加上甘肃和武汉大学两方面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希望对方让步,双方争持了很长时间。不过即便在为调动的漫长拉锯阶段,我们俩都从没有为此红过脸。1986年,为了我们俩谁调动的问题,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竟各派出一位干部找到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后来武汉大学没办法,就让老彭和我自己商量决定。就这样,老彭最后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老彭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其实,如果老彭坚持不松口,我最后肯定只能妥协了,但他知道我心里离不开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武汉大学。

我最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还没提出来的时候,自己提出调来敦煌。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时候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严,也许我就去了武汉,因为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放弃家庭,甚至离婚,我没有那么伟大。但是他没有,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他做出了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等到我们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1986年了。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老彭调来敦煌研究院,最初一段时间在兰州,因为两个孩子都要在兰州上学,老彭为帮助孩子适应新的环境,他也在兰州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和孩子虽然也不能天天见面,但至少可以利用到兰州出差的机会多和他们在一起,这个家就像个家了。我对孩子们比较民主,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他们。他们念什么大学,找什么工作,都顺其自然。因为我深感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欠他们的太多了。

我有一句话跟好多人说过,我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一般的家庭都会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最终散了。但是他为我做了让步,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也放弃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

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老彭与莫高窟北区考古

到了敦煌后,老彭放弃了商周考古的教研事业,改行搞了佛教考古。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石窟两百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工作。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是研究所成立四十多年以来想搞清而没有搞

清的问题。老彭很热爱这个工作,一跟人说起北区,就兴奋得停不下来。如果他的价值因为来到敦煌而得不到实现的话,我一辈子都会感到内疚,好在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的鸣沙山东麓,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一千年间,佛教信徒们在这处高约四十米,全长约一千七百米的断崖上,持续不断地开凿了许多石窟。依照石窟在崖面的分布情况,分成南区和北区。

以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的第1窟为界,此窟及以南为南区,此窟以北称为北区。南区崖面分布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记录的492个洞窟中的487个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北区崖面稍短些,大约七百米,也开凿了两百多个洞窟。这些洞窟和南区洞窟一样,也是上下相接,左右毗邻,形状就像密密麻麻的蜂巢,最密集的地方上下有五六层,看上去十分壮观。但是北区仅有五个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即第461—465窟。其余的洞窟因为没有壁画或塑像,所以没有编号,也根本没有记录。

下期看点:还有一个问题,北区洞窟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北区洞窟形制有什么特征?相比莫高窟南区,北区洞窟处于什么地位?北区洞窟分属于什么时代?这些都是有待揭开的问题。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老彭从1988年开始,带队主持了北区洞窟的考古。他的第一项工作是对北区洞窟进行统一编号,第二项工作是对编号的洞窟逐一进行科学的考古清理发掘,再对发现的遗迹和出土的遗物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并撰写考古发掘报告,以探索北区石窟的性质与功能,以及与南区洞窟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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