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黄伯荣
黄伯荣，1922年7月出生于广东省阳江，1951年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4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讲师，1958年至1987年，先后任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兰州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是西北地区现代汉语学科建设的奠基人。 1987年后任青岛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伯荣从事高等院校教学工作30余年，主要致力于现代汉语和汉语方言的研究。 1979年，他与廖序东编著的《现代汉语》成为高等学校文科通用教材。今年是黄廖本《现代汉语》出版4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语言学大师，青岛大学特意举办了纪念活动，他的学生、青岛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戚晓杰温情回忆了与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
我眼中的黄先生
1984年我考入兰州大学，成为黄伯荣先生的研究生。后来发现，我是当年考上兰州大学中文系唯一的研究生，与先生结缘，是我一生之荣幸。黄先生是广东阳江人。在黄先生的老家阳江，有两大名人，一位是关山月，我国著名画家，岭南画派大师；一位是黄伯荣，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他在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堪称高峰。黄先生虽是广东人，但他身材高大魁梧，站在南方人中，师母说总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回想第一次见到黄先生，总会呈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在兰州大学校园内的一条石头路上，黄先生骑着自行车，嘴里哼着广东小调，身着深绿色的外套，很潇洒地从我眼前飘然而过，非常帅气……这可以说是黄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它留存于我记忆深处，挥之不去。那时的黄先生刚过花甲，还显得很年轻，很是英俊。
在很多人的感觉中，黄先生是一个带有学究气的学者。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黄先生兴趣广泛，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乐观向上是他不变的品格，与他相处，总会让人感到世界充满阳光。他年轻时最喜欢的活动是打猎，在黄先生的老家海陵岛，黄先生经常会收获到各种不同的猎物（那时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之说），野鸡就是其中的一种，师母常常抱怨带回家来很难收拾。黄先生还很会捉鱼，他用特定的一种一头细一头宽的编制器物，放在稻田中，可以逮到很多南方人喜爱吃的淡水鱼，黄先生晚年对此常常津津乐道，我儿子上小学时也曾听他讲过，并羡慕不已。黄先生对音乐也有着特殊的天分，他三女儿黄漪仙到甘肃偏远农村插队，黄先生赠送给她的礼物就是他亲手制作的一把小提琴。据说这把小提琴在他女儿的知青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排遣寂寞、活跃知青生活、参加各种文艺演出，他女儿拉的就是这把小提琴。
导师改变我的一生
黄先生性情温和，很少批评人。但他的温和，却透着一种威严，从他谦逊的态度中，你可以感受到很多没有言传的内容。他第一次上我宿舍要看的竟然是我有多少专业书。因刚入兰大，我语言学的书实在不够多，心中真有点不好意思。不过黄先生并没有说什么，且看得很认真，并说有几本他还没有，书对汉语研究大有益处。后来看到先生家中四壁的书橱、书架摆满了林林总总的语言学书籍与各种杂志，像一个小型图书馆，我心中很是感慨，由此也养成了我买书、爱书的习惯。现在我家四壁的书橱、书架也摆满了各种语言学书籍与杂志，且逐年增加，多到书橱、书架放不下，想来与先生当年到我宿舍“看书”不无关系。
初上研究生，又没有同学，到底该怎么学习，我并不得要领。刚开始，黄先生给我一个人上课（后来又来了两位进修教师，并成为我联系至今的好友），非常准时、认真。上课的气氛是融洽的，我会经常向先生提出一些问题，黄先生也总是有问必答；布置要我看的书，我以能看懂为标准，也可以应付自如。于是有些飘飘然，觉得读研究生也并非难事，挺轻松的。没过多久，黄先生要进行一次考试，且要闭卷，我也并不怎么担心，觉得凭着所学，到时候发挥就行了。可黄先生的考题全然不是这样，很多问题我发现记得并不全面、具体，只能粗略答上一些提纲性的内容。由此让我懂得，读书是有境界的，要反复研读，熟记于心，而不能浮于表面，浅尝辄止，这样才能融会贯通，成为自己知识结构的一部分。读书是需要智慧的，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就存在于易为人所忽略的细微之处。发现问题，及时记录于书的空白之处，勤思多想，有助于自身科研习惯、科研能力的形成与培养。后来看书、读文章，我常能读出问题、发现值得研究的内容，可能也得益于此。
老师的良苦用心
黄先生思维活跃，学术功底深厚。这与他得天独厚的学习经历密不可分。黄先生1945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46年转入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师从我国语言学泰斗王力教授等专攻语言学；1949年，师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教授，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批语言学研究生；1951年毕业留校任教。 1954年院系调整，跟随王力先生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8年支援大西北，到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可以说，黄先生一直处于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前沿。所以他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也有着不同于他人的风格。基于兰州大学地处偏远，黄先生总会拨出一部分研究生培养经费，让他的研究生在兰州大学语言学课程结束之后，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一个学期或一年。北京大学的语言学课程是丰富而生动的，你可以随意选择所喜欢的课程，回来交上所修课程的成绩单即可。 1985至1986学年的秋季学期，我是在全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度过的，跟随北大85级研究生班，亲耳聆听了我国语言学名家朱德熙、叶蜚声、陆俭明、徐通锵、石安石、索振羽、吴竞存、陈松岑等先生的课程，领略到了语言学研究的无限风光。现在想来，这种经历对我以后的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只是当时不懂这些，因急于想回学校做毕业论文，一个学期后我就回兰大了。现在想来，还是有点遗憾。我后面的师弟师妹们都在北大待了一学年。
从良师变成益友
与一般的研究生不同，我与导师并没有随着毕业而分开，而是同一年与黄先生先后来到初创不久的青岛大学，并成为同事。 1987年至今，与先生相处已二十五年有余，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使我受益颇多，获得了很多别人所不具有的语言学滋养。可以说，黄先生在我的汉语研究生涯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黄先生是我永不毕业的终生导师。虽研究生期间，除写作毕业论文，黄先生还让我参与兰州大学语言学科《〈老乞大〉〈朴通事〉语言研究》课题，但自身独立研究汉语的能力还不够强。由于语言学科的特殊性，如果不继续锤炼，很容易停滞不前。研究生毕业后如何开启自己的学术人生，我还很迷茫。所幸的是有黄先生在身边，于是我也少了很多彷徨。黄先生学术眼光深远，刚来青大不久，是他高瞻远瞩，设计出大型研究课题，带领我们汉语教研室年轻老师以每周三次“集体办公”形式编写《汉语方言语法类编》一书。该书180万字，是一部辞典式语法巨著，历经七年寒暑而完成。该书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当今学术界广泛引用，是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献。其姊妹篇《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一书是一部填补汉语方言语法调查空白的著作，也获得了学界很高的评价。
与先生相处的日子是幸福快乐的。我们聊天，哪怕散步，谈的大多都是语言学的东西，很多语言学知识黄先生是当作家常注入我知识结构之中的。很多研究内容也是缘于和黄先生讨论的问题而形成，由此我撰写出不少的学术论文。对此，黄先生从不为我推荐发表，但我的每篇论文，黄先生都给予精心修改。说来也怪，经过先生修改的论文，由于提升了学术层次，很容易发表。对于我的进步，黄先生看在眼里，并没有明说。但当他看到我在当时的语言学核心期刊 《语文建设》发表的论文，他的女儿跟我说，他很高兴，并让女儿读给他们全家听，这也成为鼓舞我向上的动力。与先生相处的日子是轻松自由的。黄先生襟怀开阔，不存门户之见，你可以毫无拘束地跟他讨论任何问题，哪怕是和他观点相左的问题，只要你能让他信服，他都会欣然接受。
黄先生热爱汉语研究，汉语研究成为他一生不变的追求。而今黄先生已年过九十，但仍笔耕不辍，创造出终生学习、生涯研究的神话。他晚年除继续修改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外，还带领具有博士学位的现代汉语教师编写中山本《现代汉语》，由北京大学资助出版发行，获得学界好评。他晚年创制的“框架核心析句法”，是一种既讲核心又讲层次、既讲框架又讲位次的分析句子的方法，它简明、实用，有自己的理论和析句程序与符号，并考虑到计算机析句法基础的问题，显示了其深远的学术眼光，具有很好的学术前景。
与黄先生成为师生并相伴左右，是上苍对我的眷顾，实乃三生有幸。黄先生多次表示，要我关心现代汉语教材，并在增订五版中把我增补为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创造了汉语教材编写史上奇迹、发行量超过500万套的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的新编者。此乃我幸亦我愿，我愿继续跟随先生的步伐，在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不辜负先生的期望。（本文写于2012年，当时发表于《青岛大学报》上。 ）
附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黄先生爱水爱山，他既是智者，又是仁者。青岛大学文学院创建于1986年，传统语言学资料不足。在此种情况下，黄先生晚年，除留下一部分可继续进行现代汉语教材修订、编写和框架核心语法研究的资料外，把自己精心积累的语言学书籍与期刊（包括从创刊到现今的 《中国语文》《汉语学习》《语文建设》《语文建设通讯》《语言研究》《语文研究》等珍贵资料都全部无偿捐献给了青岛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资料室，以便更多的学者、学子享用它。这种无私的治学精神令人钦佩，青岛大学建校史上将会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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