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的责任归位
石言
经省政府同意，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公布省级政府部门和单位第二批取消的104项证明事项，对于广大市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相关报道见7月23日《兰州日报》一版)
无论是从政府职能转型方向看，还是从普通百姓的期待和要求看，都在呼吁简朴务实的工作作风、简洁高效的政策落实、简单明了的办事风格。而此次甘肃省公布省级政府部门和单位第二批取消的104项证明事项，可以说贴合了群众的殷殷期待。说到底，“减证便民”的过程就是优化服务，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的过程。可以说，此项行动直抵民心所盼，也是推进简政放权、回归政府服务功能的具体体现。
人们到政府部门去办事、去审批，多要出示各种证明，不少审批的结果就是用各种证明再去换一个新的证明。不可否认，有些证明是确有必要的，但不必要的证明同样不在少数。近年来，各种“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引发社会强烈的抨击，乃至几次上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被总理痛斥，那么根子在哪里？事实上，有很多证明事项，看起来相当严肃和有道理，孤立地看，单单站在地方或部门的角度看，简直就是不可或缺，但放在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网络时代信息共享、政府服务电子化数字化上来看，就是多余，徒增民扰。许多时候，一些事项的核查不过就是上网几分钟的事，大数据时代，无论是个人身份、住址职业以及市场主体的基本信息，都可以通过数据化系统得以验证。“无纸化”成为现代社会公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但为了转嫁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非要把自己的工作推给办事群众和企业，这不仅仅是缺乏互联网思维的问题，更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可以说，懒政、怠政作祟，社会管理就难有主动革新的动力，就难有服务至上的追求。这才是证明依赖症的症结所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出新任务，核心就是一条：让群众办事少进门、少跑路、少折腾。打造服务型政府，标准就是市民方便不方便，满意不满意，最终体现在办事效率的提高上，体现在为市民服务的质量上。毕竟“减证便民”不只是事关减少繁文缛节、提高办事效率的程序压缩，更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公共服务的能力高低，直接决定着政府执政能力的高低。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决定着政府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实现程度。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在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下，清理证明事项这项工作的意义远超出事件本身。对各级政府来说，这更像是检验依法行政、宗旨意识、能力素质的一道考题，是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对广大企业和群众来说，这是提高获得感、幸福感的直接标志，是对政府服务能力和公信力的最直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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