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春运”

甘肃 郭生珍

八十年代的时候，“春运”还不是个热词。尤其在我们家乡那样的偏僻山村里，男人们一年到头地守着自家的责任田，过着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小日子，脑子里完全没有春运的概念。

我们家在村子里却是个例外，因为父亲长年工作在外，两地分居的生活，使我们超前熟悉了春运这个概念。

一进入腊月，一家人就开始翘首期盼父亲来信，告诉我们他几时回家过年的消息。父亲工作的地方，离家也就两三百公里的路程，现在有了高速路，一天之内能轻松走个来回。可那时交通不便，父亲从他工作的地方坐车，到省会兰州市住上一晚。第二天从兰州市坐车到县城过夜，第三天才能从县城坐车到达乡镇。这还是最顺利的情况，如果赶上下雪天，或发生道路车辆故障，沿途多耽搁一两天是很平常的事情。在我记忆中，最多的一次，父亲在回家过年的路上耗费了六七天时间。

因为车程不定，父亲信中也只能告诉我们一个大概的到家日期。从小镇到家还有十几里的坎坷山路，母亲会提前一两天安排我和弟弟牵着骡子到镇上的车站迎接父亲。

这样的接站工作，交织着期待和煎熬。我们提前来到镇上的公路边，坐等从县城开来的唯一一趟客车。

等上老半天，终于看到那辆破旧的老爷车，慢慢悠悠地从山路上盘旋而下。我和弟弟赶紧站起来，小心脏“呯呯呯”跳个不停。可是车上人都下完了，还没有看到父亲的影子。我们只能耷拉着脑袋往回赶，等着明天再来。

如果我们两三天之内还没接着父亲，母亲就会眉头紧皱，扔下准备“年货”的工作，整天抱着半导体收听本地新闻，奶奶也开始跑到庙里求神拜佛，祈祷父亲沿途平安。

我能理解长辈们的这种焦虑，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兰临高速上的七道梁隧道。坐车攀爬山大沟深，海拔两千六百多米的七道梁，是父亲回家的必经之路。听父亲说，在那山石嶙峋，陡窄难行的“之”字形山路上，他好几次目睹过车毁人亡的惨剧。

可是，这一切的阴霾，最终都会在我们看到父亲的那一刻烟消云散。父亲走下“班车”，亲亲我和弟弟冰冷的小脸蛋，然后顺着车后面的小梯子爬上车顶的行李架，取下两个鼓鼓囊囊的大皮包——那里面是给家人准备的春节礼物。

我们把皮包驮到骡子背上，陪着父亲步行十几里山路回家。在村口上，望眼欲穿的奶奶和母亲像迎接凯旋的将军一样迎接我们，在那一刻，父亲漫长曲折的“春运”之路总算画上了温馨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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