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兰州地区的疫疠与防疫
瘟疫也叫疫疠，是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通称。瘟疫，又称大流行病，是指大型具有传染力且会造成死亡的流行病，在广大区域或全球多处传染人或其他物种。瘟疫的种类繁多，有霍乱、鼠疫、天花、白喉、麻疹、猩红热等。
兰州地区历史上肯定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也有瘟疫，但明代以前的失载。《甘肃新通志》载，明崇祯四年（1637年），兰州、狄道（治今临洮）大疫，这是关于兰州曾发生大瘟疫的最早记载。但不知是哪种疫病？此后史志多有兰州发生疫情的记载。《清实录》载，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闰五月，甘肃兰州大疫。”大疫是如何爆发的？《甘肃新通志》有较详的记载，是因为这年发生大饥荒，遍及兰州府、巩昌府（治今陇西县）、秦州直隶州（治今天水市秦州区）各属，引发疫病，“死颇众”。
《甘肃新通志》载，同治二年（1863年）“夏六月，皋兰县（今兰州市城关、七里河、安宁、西固四区、皋兰县及白银市白银区、永靖县陈井镇、徐顶、三条岘等地）瘟疫大行。”
《重修皋兰县志》载，“同治七年（1868年），大旱，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斗粟值银二十六七两。六月，大雨，黄河溢漂，没附郭及诸滩庐舍。秋冬大疫，死者甚众。”
光绪“十年（1884年）闰五月，大雨雹。六月，大水，黄河溢坏禾苗、房屋甚多。秋大疫。冬无雪。十一月，地震。”“光绪十一年喉疫大行，死者甚众，幼孩尤多。”“十二年，喉疫更甚。”
《甘肃新通志》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皋兰县旱，疫疠流行。”
《甘肃通志稿》载：民国元年（1912年），“皋兰县喉疫大行，小孩伤者甚众。”
甘肃筹赈会所编《甘肃省民国十八年各市县灾情表》：民国十八年（1929年）“兰州市区时疫流行，死亡甚多，外来难民死于疾病者十之二三。”
《甘肃通志稿》载：民国十八年，“二月，皋兰县风瘟大行，传染最速，重者身发黑斑。”
从上引史料可得出四点看法。一是瘟疫发生的频率。从明崇祯四年（1637年）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共292年间，兰州地区共发生瘟疫10次，平均29.2年就有一次。而光绪十年的瘟疫持续三年。
二是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是古人根据历史事实总结出来的规律。这是因为灾后自然环境剧变，灾区生态、地表形态遭遇巨大破坏，原有生态平衡被打破，导致微生物环境产生剧变，细菌、病毒等急剧增多，甚至可能释放地层深处休眠的病毒。灾难后，灾民聚集等待救援，人口密集，环境卫生极差。灾民身心受损，免疫力下降，老鼠害虫乱窜，为疫病散播提供条件。
同治、光绪间两次黄河特大水灾，淹没雁滩等东十八家滩及两岸农田房屋，灾民聚集城南五泉山寺庙中，嗷嗷待哺。城北水漫埽台（堤岸），河中树木、梁椽门窗、鸡犬、猪羊、溺亡者前后累接，数日后方漂尽。这种环境灾害，引发大疫，受重创的是抵抗力较弱的孩童。
再就是大旱之后，引发大疫，尤以民国十八年为甚。先是国民军处置不当，引发河湟事变和凉州事变，搜刮军费，民众储蓄殆尽，加之连年大旱绝收，全省灾民达250多万人，饿死140多万人，饿殍载道，兰州灾民达12.8万多人，每天在东稍门外、西稍门外饿死数十人，之后引发大疫，其中外地难民疫死者占二三成，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下令，将死者载马车运投黄河中。
三是瘟疫的类别仅知“喉疫”“风瘟”两种。喉疫即为白喉，是由白喉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风温系类似上呼吸道感染、流行性感冒、肺炎等传染病。
古人出于防疫的考虑，移风易俗，注重环境卫生，尽量割断病源。这可从葬地、居地两方面来说。先说葬地。明代前期，兰州葬俗有弊病。据段坚《义冢记》载：兰州“军民杂处，不下万家，凡丧死送终卜地而葬者，十之二三，投弃水火，收拾馀烬，寄顿山嵓洞壑、僧房道院者甚多。遗榇累累，积以岁月，往往暴露而莫知恤。”葬礼过后，立即土葬者只有二三成，其他不是投入黄河，就是火化后收拾馀烬，安顿在山沟洞穴中，此为贫而无丧葬费者出于无奈之举，富有之家则将灵柩暂厝于寺庙道观，等待吉辰，觅到风水宝地之后方才入土。这就为疫病的发生埋下隐患。
天顺元年（1457年），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邹永昌巡视兰州，发现此事，就在城南龙尾山下萧家坪（今二郎岗至西北新村一带）选十顷荒地，辟为义冢，以掩埋遗骼，有主者分给葬地，无主者集中合葬，一月之间，暂厝灵柩、遗弃骸骨，皆得以埋葬，并据《礼经》制订条规，倡导儒家葬制。既让逝者入土为安，合乎礼仪，又清洁了环境，解决了疫病的一种传染源，更抑制了蛊惑人心的停灵久觅吉地的颓风。后来，一些官员捐资在广武门外、东稍门外、东五里铺设置义冢，进一步净化了环境。
除官置葬地，也有民置葬地。嘉靖八年（1529年）兰州发生大饥荒，饿殍载道，极易引发瘟疫，兰州人陈锡倡众捐资，雇人在四郊外分别掩埋，数月之间，埋尸凡上万具。兵部尚书彭泽告知官府，官府悬匾陈锡大门，予以旌表。嘉靖十六年（1537年），兰州再次大饥荒，陈锡再次倡众掩埋遗体，达两万多具，官府再次表彰。
再说居地。明代的卫所军营、衙署注重防疫。据明万历《庄浪汇纪》载，庄浪卫（治今永登县）所筑阿坝营城较为狭窄，屯聚军马甚多，并且军丁妻儿随营居住，“各军（丁）每房一间，男妇居住，两家亦无后路，水火不便”。守备王从谏走马上任，发现这种屯军格局，“平居易蒸疠疫”，也就是说平日容易传染瘟疫，遂上报上司，要求增筑城堡关厢一座，经庄浪道查验，钦差巡抚荆州俊批准扩建关厢，然后“查酌该堡缺居军民人数多寡，将关城地基区划，分给各家居住”，并“将分过军民姓名、地数，开揭画图”，上报庄浪道。关厢建成后，阿坝营城内空间增宽，军丁营房疏密有致，即令发生疫情，也能有效杜绝传染。
庄浪道每年照例出巡各营堡，并住宿其中，办理军务。规定其“住宿住所，周围墙壁务要严密，桌椅床帐，拂拭洁净。不许遍地铺毡盖桌，致滋秽污。量用苍术蒸除湿气”。苍术系中药，空房内蒸熏苍术，能够净化空气，阻断瘟疫传播。
正因为明代的卫所采取了防疫措施，保障了官兵的健康，能够正常屯戍。
发生灾疫，官府、民间常开粥厂，救济灾民。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大旱，灾民众多，皋兰县知县镶白旗举人奇明，开粥厂，放舍饭，本为救民善事，但是管粥厂的小吏节省燃料，“杂石灰煮粥”，粥熟得快，“食者或死，辄以疫疠为辞”。奇明调查其弊，令衙役重重打了小吏一通板子。他自己住宿粥厂内，亲自“检阅薪米，每釜粥熟，必亲尝之，病者施以医药，积数月不懈，活饥民数万”。民众为奇明立生祠，为其报恩。
□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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