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前 龙泉驿仍流行宣讲圣谕
河南内乡县的宣讲圣谕表演。(资料图片)
云南会泽县娜姑镇白雾村至今仍保持着宣讲圣谕的习俗,成为当地一大非遗项目。图为宣讲前去迎请“圣谕”牌。(资料图片)
宣讲圣谕的白话文文本。
古本《跻春台》。
刘德忠家族传下来的老族谱中的族规。
一个制度能否见成效,关键在落实和执行。为让宣讲圣谕制度在全国开花结果,清廷颇费了一番心思,采取了诸多措施。
清朝的宣讲圣谕活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最初由朝廷下令强制执行,通过官方意志进行推广;后来在民间转化为更适合老百姓口味的劝善活动,即使官方没有要求,一些喜欢行善的乡绅或组织也会筹钱请人宣讲。
在宣讲圣谕的演变过程中,其宣讲形式也跟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与宣讲相配套的文本,如善本和宣讲小说。清末宣讲圣谕,除湖南、湖北外,风气最盛的地区,是四川。湖南士绅周汉曾说:“宣讲之风,蜀中最盛。”
圣谕宣讲得好可 获得去京城觐见皇帝的待遇
人才,在任何时代都很金贵、很紧缺,而不仅仅在21世纪。
对宣讲人员,不仅要选拔好,还要从制度上保障待遇,避免流失。雍正帝要求,宣讲员首先要品行端正、思想过硬、德高望重,其次口才要好、吐词清晰、中气充足、气场要大,镇得住场子。
为体现人才的地位,又从地位上、物质上、制度上等方面给予了保障。
遴选宣讲员,提高地位、保障待遇
雍正帝规定,凡是宣讲3年并成效显著的,“量行旌异,以示鼓励”,干得差的则“即加黜罚”。宣讲得特别好的,可望得到包吃包住包交通,免费到京城去觐见皇帝的待遇。
平时连县太爷都难得一见,居然能有机会去见万岁爷,这样的机会和荣耀,你说心动不心动?见了万岁爷回来,社会地位还不噌噌噌地往上冲?那就不是红得发紫了,是红得发金光。
如果说这是朝廷给大家画的一顶较为虚幻的荣耀帽子的话,朝廷给出的实在好处也让人眼馋——这份工作是有工资福利的。
朝廷规定:“每年各约正(主宣讲人)从地丁钱粮各给银六两,以为化导衣食之资……直月(宣讲人)每年亦从地丁钱粮各给银三两六钱。”这个工资标准,大大超出当时的人均年收入。
朝廷是这么规定的,具体到地方,还是得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酌情处理。
甘肃皋兰县,在光绪年间的规定是:讲生两人,每月各给薪水银四两;随带服役小工一人,每月给工食银二两。
有的地方比较缺钱,仍以荣誉鼓励为主。到乾隆年间,全国各地的宣讲员基本上都可以免去徭役杂差。
这个待遇,加起来相当于半个干部的待遇了。对普通乡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科举考试要求考生默写《圣谕广训》
宣讲圣谕的另一个主阵地是学校。《中国教育通史》中说,《圣谕广训》是“清朝的圣经,为郡县学训练士子的标准,教化全国人民的法典”。
每月初一、十五两天,“令儒学教官传集该学生员宣读,令遵守,违者责令教官并地方官详革治罪。”
从乾隆23年(1758)起,童生考秀才时,岁试要默写《圣谕广训》。科试时,要默写《圣谕广训》一两百字。
光绪29年(1903)考中举人的杭州人钟毓龙,1951年写了《科场回忆录》一书,里面有他考秀才时默写《圣谕广训》的情形。
钟毓龙说,默写《圣谕广训》题,给出开头两个字,末尾也给出两个字,说明要求默写的文字出自16篇文章中的某一篇,要求默写的字数为二三十个字。
时值清末,很多地方宣讲圣谕活动名存实亡,钟毓龙不仅没有熟读,甚至连《圣谕广训》这本书都没听说过。所以,只有作弊,“购取印成之黄纸面小册,携以入场……”
宣讲圣谕方式五花八门、风格各异
宣讲圣谕,对读书人和有一点文化根底的人来说,接收起来不难。但对普遍为文盲的广大乡民来说,如何让他们听懂“万岁爷的意思”,还是一个比较讲究技术的活儿。
最初宣讲圣谕的是各地的长官们,他们亲自上阵。结果发现,老百姓听不懂,只晓得干瞪眼。
康熙颁布《圣谕十六条》后,广东连山县知县李来章开动了脑洞,把每一条配上图画,叫做《圣谕图像衍义》,还特别撰写了“三字歌俗解”和专门为境内的瑶族人民写了“瑶训”。
安徽繁昌县知县梁延年,大胆地、创造性地用白话进行讲解,受到康熙帝的高度赞赏。
受此鼓励,梁延年又收集了经史上的一些古人事迹,配上插图,编写了一本《圣谕像解》。雍正帝接班后,对这种方式大力鼓励。
《圣谕广训》是用简洁浅近的文言文写的,但不识字的老百姓还是听不大懂。
陕西盐运分司王又朴把《圣谕广训》翻译成白话文,例如开头几句:“万岁爷意思说,我圣祖仁皇帝,坐了六十一年的天下,最敬重的是祖宗,亲自做成《孝经衍义》这一部书,无非是要普天下人都尽孝道的意思。所以圣谕十六条约,头一件就说个孝悌。”
雍正帝非常欣赏这种口语化的材料,下令在全国推广。各省官员反复刻印,叫做《圣谕广训衍》。
各地语言不同,那时“普通话”的推广很不到位,各地就用方言宣讲。在广东宣讲《圣谕广训》的讲稿,就是用粤语写的。
清末中江县人刘省三编写的《跻春台》宣讲小说最有名
宣讲圣谕逐渐演绎出以老百姓最喜欢的故事、小说的形式,由以前刻板、严肃、注重仪式感转变为风格轻松的方式。
解读《圣谕广训》衍出宣讲故事文本
康熙帝、雍正帝发布相关谕命后,各地官员为有效地搞好这一活动,想出了绘图、绘图与文字结合、口语化甚至用方言写的解释性文章等。
尤其是雍正帝颁发《圣谕广训》后,各地官员开创性地编写了不少书籍,如《上谕十六条直解》《上谕合律注解》《圣谕像解》《恭释上谕十六条》等。
这些著作的作者大都为文武官员,其中不乏巡抚一级的高官。只有这些基本上是进士出身的官员,才能充分领会圣谕的精神,在解读时才不会整错方向。
基本上为文盲的老百姓,自然对这些道理听起来吃力。但老百姓有个特点:不管有没有文化,识不识字,你给他讲故事,他不但能听懂,还能记住,可以讲给别人听。
所以,官员们在推广宣讲圣谕活动中,为使宣讲吸引民心,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宣讲者往往在宣读圣谕后,还讲一些与圣谕思想吻合的故事。
这样一来,老百姓乐意了,有故事听,谁还不认真听啊?
但那么多故事,不可能乱讲吧?还得有所选择,有文本底子,有篇目,这就产生了为宣讲活动服务的宣讲本子——善书和宣讲小说。
“宣讲之风,蜀中最盛”
善书有两种解释:一是如今流行于湖北的一种说唱结合的曲艺曲种,二是流传于市井中劝人为善的书籍,能教化人心的读物。
这里说的善书,应是二者兼具的一种宣讲本子,类似于如今的话剧剧本,不仅有说,还有唱。
由于在宣讲圣谕中讲劝善故事,极大地满足了老百姓的接受水平,也顺应了社会需要,达到朝廷的要求,所以关于劝善的故事文本大量兴起。
据考证,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圣谕与劝善故事合流的文本是《圣谕灵征》。该书写成于道光年间,正文包括圣谕、《圣谕广训》《圣谕广训衍》以及“果报”等内容。
清末宣讲善书,除湖北、湖南外,风气最盛的是四川。
湖南长沙士绅周汉,为推广宣讲活动,从四川买了一批宣讲书,从中选取了一些故事,作为宣讲活动的教材。
周汉曾说:“宣讲之风,蜀中最盛;宣讲之书,蜀中最繁。”
《宣讲金针》是一本曾经广泛流行于湖北、四川等地的善书,内容包括《思亲感神》《苦节受封》《争死救兄》《息讼获福》《以德报怨》《谋产绝后》《五世轮回》《欺兄逼寡》《安常是福》等。
从内容来看,的确与劝善紧密相关,也是教化老百姓的“好故事”。
《跻春台》:宣讲小说的典型代表
在善本的基础上,诞生了宣讲小说。宣讲小说是小说中一种比较独特的类型,在晚清时曾兴盛一时,有大量作品问世,如今已被掩藏在历史的尘埃中。
这些作品,或是宣讲圣谕和说善书的底本及记录本,或是文人按宣讲体制拟作而成,创作目的是劝善惩恶而非娱乐。全由白话写成,甚至带有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如《跻春台》。
《跻春台》是唯一一部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并由纯粹的因果报应故事组成的宣讲小说集。
《跻春台》的作者是清末四川中江县人刘省三,其最大特点是用中江方言讲述因果报应的故事。大量的中江方言方音和民间俚语,中江人只要拿来一读,基本上就知道讲的是什么意思。
全书共有40篇,分为元、亨、利、贞4卷,每卷10个故事。所有故事贯穿着劝善惩恶的思想,体例一致,各篇以一首诗或几句俗言开门见山、直接点出故事主题,然后讲述故事,结尾有作者的议论。
《跻春台》中的故事,主要取材于市井平民的日常生活片段,将近三分之二的篇目描写冤案,塑造了官吏、地主以及众多下层人物的形象,笔触延伸到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
值得一提的是,《跻春台》中有一些故事取材于《聊斋志异》,有的取材于更早期的其他故事文本。
祭祖、说书、家祭等都有宣讲圣谕元素
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人刘德忠说,以前,他所在的刘氏家族在每年的春祭仪式上,都要筑台隆重举行“圣谕、家训、家风”宣讲,着重把“圣谕、家规、法律”融为一体,对全体族人进行教育式的宣讲活动,而非简单的清明扫墓。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旧时龙泉驿在说书、戏剧、弹唱、歌谣,甚至祭祖时的祭文、丧事中的科诗等方面,都融入了宣讲圣谕的元素。
如说书人在开讲前,必须在桌前上烛、焚香、烧纸钱,向天与心中的神作揖叩头,然后才登台讲说。
遇到办丧事,大多数人家在道场结束后,紧接着要做一场以礼生为主导的家祭,包括行“三献”礼(读祭文,初献、亚献、三献,科诗)和说书,说书按家庭和周围孝子表现事例进行。
这个过程需要乐队配合,有迎宾送宾乐、有热闹的《丁丁猫抬大轿》、有科诗行礼的伴奏乐、有单独渲染气氛的《千里送亲娘》《孟姜女哭长城》《十月怀胎》等。
各大家族编修的族谱中 有着圣谕的深深印记
到了清末,由于清政府实行新政,遍布中国社会各角落的宣讲活动,在一些社会风气较为开化的地方,其内容也开始顺应历史潮流,从宣讲圣谕教条,转为传播时政,反映社会民生。
在一些地方,仍在沿袭老一套的宣讲圣谕的方式和内容,甚至到了“民国”时期,还在施行,比如成都市龙泉驿区。直到1949年后,龙泉驿的宣讲活动才消失。但云南会泽县娜姑镇白雾村的圣谕宣讲民俗,至今仍存,只不过内容有了极大改变。
“民国”时,龙泉驿仍流行宣讲圣谕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宣讲圣谕进化到“民国”后,被称为宣讲“格言”,换了一个名字,但方式和内容基本上没变,仍流行于龙泉驿各地。
在龙泉驿的集镇、农村、寺庙和人流量较大的幺店子(四川方言,即路边小店),到了过年过节,大都会有人邀请宣讲圣谕的人为乡民进行宣讲。
宣讲人收取邀请人一定的报酬,邀请人被看做是在行善,会受到大家的尊敬,而听众只管听,不用付钱。免费听讲,而且听的大都是各种道德故事,寓教于乐,听众很欢迎这种方式。
宣讲活动对场地的要求不高,无论室内还是室外,无论街边还是屋檐下,都行。听众大都是中老年妇女,自带板凳。
宣讲的时候,先用方桌子做成讲台,桌子上放置圣谕“格言”牌,桌子后面放一把椅子。
开讲前,宣讲人要焚香祷告,吟诵4句《迎神诗》和《代天宣化十大愿》。
可惜《迎神诗》《代天宣化十大愿》原文失传,但大致意思是吟诵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四境清平等良好的愿景。
吟诵完毕,宣讲人坐到椅子上,开始宣讲。
宣讲的内容,大多是忠孝节义之类故事,比如《安安送米》《寿昌寻母》《赵五娘行孝》《目连救母》《八仙图》等。
这些基本上职业化的宣讲人,在宣讲中声情并茂,语言时而铿锵激昂,时而婉约低沉,如泣如诉,催人泪下。
据一些老年人回忆,龙泉驿有一个姓毛的私塾老师擅长讲圣谕,人称毛圣谕;龙泉驿西河镇也有一个专门讲圣谕的朱姓人,人称朱圣谕。
龙泉驿茶店镇的周昌荣,宣讲圣谕时吐字清楚,声韵铿锵,雅俗共赏,经常被邀请去宣讲圣谕。
在宣讲圣谕的人中,也有滥竽充数的。一次,龙泉驿武庙旁设台讲圣谕,请来的宣讲人是一个白字先生。
书中有一句母亲教训儿子的话:“乖乖儿到如今你悔也不悔?”结果这人念成了:“垂垂儿到如今你梅也不梅?”下面不识字的听得莫名其妙,识字的听了啼笑皆非。
此外,位于云南会泽县娜姑镇的白雾村,一直保持着宣讲圣谕的活动,成为当地的一大民俗,有近200年的历史。
如今,白雾村每逢节假日和农闲时,会不定期举行宣讲表演活动,仍沿袭着清朝的宣讲圣谕仪式,被会泽县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宣讲内容与时俱进,主要宣讲遵纪守法、劝人行善、尊老爱幼、邻里和睦、道德礼仪等内容。
在河南内乡县县衙博物馆,至今仍保存有旧时宣讲圣谕时用的“圣谕广训”旗幡和宣化坊,定期会举行宣讲圣谕的表演。
“圣谕”深深地影响了“家风家训”
从明朝开始,民间修谱大量兴起,到清朝更是遍地开花,基本上没有哪个家族不编修族谱的,也基本上没有哪家的族谱不写上族规、族训的,这就是我们现在通俗意义上说的“家风家训”。
《圣谕六训》和《圣谕十六条》,深深地影响了“家风家训”。
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人刘德忠先生提供的刘氏族谱中,就有该家族经过全体族人商议后约定的八大族规,对孝道、偷盗、男女关系、鳏寡孤独、富贵贫贱等都有具体规定。
从内容可以看出,刘氏家族的族规是非常严苛的,动辄就处死、生埋,而且对女性的要求也有失公允。
但跳出这些,我们会发现,里面包含了孝道、治安、守法、助贫等内容,也有积极的一面。
在其他很多族谱中,我们通常会看到诸如“孝父母、敬兄长、敦友爱、恤孤寡、正婚姻、严抚抱、戒奸淫、禁赌博、勉读书、崇祀典”等族规,即使有差异,也都大同小异。
这些族规,基本上都是在“圣谕”的指导下而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圣谕”深入到了社会的各方面,是不无道理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特别鸣谢】刘德忠先生,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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