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鼓子：艺苑奇葩 金城正声
兰州鼓子艺人在民宅表演
新时期的兰州鼓子艺人
兰州鼓子艺人本版图片摄影：魏著新
兰州鼓子是古丝绸之路上兰州地区民间说唱曲艺艺术的一朵奇葩。1983年，哈佛大学美籍华人赵如兰教授来到金城，录制了兰州鼓子，回到美国后翻译成英文放映，引起了国外专家的关注，誉其为“古朴典雅的东方音乐”，甚至被一些美国音乐家视为“中国的瑰宝”。2006年5月，兰州鼓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报特约撰稿人任重
从官家深宅走回民间的曲艺
兰州鼓子，名称繁多。原称“兰州鼓子词”，又称“兰州鼓词”，简称“鼓子”；或叫“小曲”，又名“兰州曲子”；或叫“鼓子戏”“平调鼓儿词”“皋兰腔”“皋兰鼓子词”等。是相当长的时间里流传于兰州及周边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具有浓厚的方言特征和地域民俗性特点。它是甘肃的地方曲种之一，是老兰州人难以割舍的民间艺术瑰宝。至清代、民国时期，艺人手抄本将其称为“兰州鼓子”或“兰州曲子”。196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兰州鼓子词曲目和音乐唱腔专集正式将其命名为“兰州鼓子”。
关于兰州鼓子的起源主要有宋代商调鼓子词说、宋词元曲说、敦煌变文说、明清说、清代北京八角鼓子说等多种说法。但比较趋同的观点认为，它以北京八角鼓子为基本原型，传入兰州本地后又吸收了当地流行的陕西眉户、兰州小曲等元素而逐渐形成。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非一人、一时之力所创制，而是经过了长期的群体性创作，并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因素影响，遵循曲种本身演进发展规律。因此，要对兰州鼓子给出一个精确的诞生日期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兰州鼓子曲艺形式的热爱及发展规律的探究。
如前所述，兰州鼓子的形成历史悠久。虽然目前基本可以推定兰州鼓子的部分艺术形式是从清代北京八角鼓子发展而来，但从这种曲艺的唱词来看，它无疑受到了宋词元曲以来文学样式的深刻影响。兰州鼓子曲牌繁异，曲式结构也不相同，格式比较固定。大约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成形传唱，至今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主要传布在以兰州城区为中心，沿毗邻的皋兰、榆中、永登、临洮、定西和临夏等地延伸，甚至扩散传播到青海省民和县等地域。
兰州鼓子的前身以兰州当地所流行的一些民歌、曲子等民间小调为基础，传唱、流行于民间，民间性特征比较明显。清朝时，来兰州任职的官员大都喜爱北京八角鼓子，便大量创作了以通俗小说为题材的曲词。当时，陕西眉户已在当地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其演出形式和八角鼓子一样，在茶馆酒肆，私宅庭院，三五人闲聚，或酌酒或品茶，兴起而唱，以逗乐、醒目、赏心为目的，内容大多颂扬历代英雄好汉的风云传奇和才子佳人的曲折爱情。后来，受人口迁徙、民族融合、军队换防等因素影响，加之南方移民的到来，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南北音乐在兰州地区互相交融、渗透。由一些擅长音律的文人学士参与改编、创作，形成兰州鼓词并在官士阶层慢慢流传开来。一些身居高位的八旗子弟，还专门组织特定的人学习演唱兰州鼓子。唱鼓子的人都是当时具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普通百姓难以跻身其行列。这样，兰州鼓子渐渐脱离民间，生长的环境限定到了上层社会，显示出贵族化特征。这一时期，一般的平民百姓平时很难接触到兰州鼓子。民间认为兰州鼓子是那些“大官们”才能唱的，故而对它敬畏三分。这也就决定了这种艺术形式只局限于一个有限的小范围内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兰州鼓词命运的改变：它经过文人的润色、修改，民间小调的淳朴清新之感被严谨的措辞平仄所替代，受众由民间走进深宅大院，形成了“官场鼓子”。
晚清时期，出于对上层文化的渴望与憧憬，很多民间艺人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到兰州鼓子演唱的小圈子。随着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深刻变革，加之平民百姓对于上层社会和上层文化的颠覆心理，遂将兰州鼓子那层神秘的面纱掀开，将它从官家的深宅大院重新带回了民间。据传，有一位外号叫宁秃子（也有一说姓林）的艺人，从小唱鼓子，并且唱得特别好，大概是因为他老用兰州方音按字行腔的缘故，旗人老笑他“韵不正”，这种“韵不正”被称为“老调”。之后又经几名鼓子唱家的借鉴改进，至相传外号叫崔反牢子（可能名为崔恒山）的名鼓子唱家的大量改革润色，不仅调子有了变化，而且唱法也随之改变，逐渐糅进了兰州当地民间音乐音调和演唱方法，形成了更符合当地人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的“新调”。从此兰州鼓子基本成形。
应该说，清代同治、光绪时期，堪称兰州鼓子的全盛阶段。一时间兰州鼓子在兰州地区家喻户晓，成为人人皆知的文化娱乐形式，在当地学习、演唱兰州鼓子的人数激增，能弹会唱者甚多。兰州人大都会唱上几段或哼唱几句，且以唱鼓子为荣，兰州鼓子名噪一时。“时以皋兰县府门前之一茶馆为冠。凡善唱词曲者，置身此间，即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势。”很多当代的鼓子世家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它不仅在金城的茶馆酒肆演唱蔚然成风，附近农村也常作为婚、寿筵席前的助兴之曲。尤其非职业艺人的走村串户，争相竞技，使它的流传范围扩大到兰州以外的附近县镇，鼓子唱家的大量涌现，成为男女皆习之、人人喜欢听的俚巷之曲。
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绪中叶曾出现过两次重要的演唱活动：一是当地政府官员在兰州府设筵约请鼓子歌手举行盛大演唱赛会，使它身价大涨，风靡一时；二是兰州鼓子随军入京，蜚声京都曲坛。由此可见，兰州鼓子已自成一体，成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成熟曲种。
兰州鼓子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俗”到“雅”、又从“雅”变“俗”的过程，在我国曲艺发展史上走了一条较为特殊的嬗变之路，不论其唱词、音乐或是表演形式，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特性，享有过“艺苑奇葩，金城正声”之美誉。
以清高的姿态回荡在乡野村落
兰州鼓子虽然已走回民间，但讲求清雅仍然是其主格调。其演唱有坐唱和帮唱等形式。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辅之以扬琴、琵琶、二胡、古筝、笛子、月琴等，有时也加入小月鼓、碰铃等打击乐器。以单口坐唱为主（也可加帮腔），坐唱时可一人自弹三弦自唱，也可多人分持三弦、扬琴、琵琶、月琴、胡琴、箫、笛等乐器坐唱，多人奏唱时各有分工，相互配合。帮唱又俗称“帮腔”“接声”或“拉哨子”。皋兰县艺人称之为“拉坡”。这种形式继承了宋代鼓子词“奉劳歌伴，再和前声”的传统。或由衬字起腔帮唱，或帮唱衬字句，或重复帮唱尾句。演唱依据内容分为刚口（武曲）和柔口（文曲）唱法两种。演唱者基本无身段动作，不化妆，不穿演出服装，不拿任何道具，不拘场合地点，弹起三弦即可演唱。其演唱遍布当时的茶坊、酒肆、庭院，不仅能表现复杂传奇的故事情节，也能刻画多种性格的人物形象，深受兰州城区、皋兰和榆中等地群众的喜爱。
学者王正强在《兰州鼓子研究》中指出：构成兰州鼓子的两大要素是曲牌和曲本。其曲牌按组织程序与连接格式，分为鼓子和越调两大腔系，即由八角鼓子牌子曲发展而成的“鼓子腔系”和眉户牌子曲发展而成的“越腔系”。其中多数曲牌又因其词格、曲调上的某些细微变化，又派生出少则两个，多则五个不等的变体唱调，供演唱者酌情择用。事实上，兰州鼓子的曲牌，是在北京八角鼓子和陕西眉户这两大成形民间艺术形式基础上繁衍派生出来的。兰州鼓子的文学曲本，也是浩如烟海、源远流长。相传有人曾征得曲本达1350篇之多，但目前由李海舟先生所收藏的民抄本不过200篇，近代歌场所见传唱的，也不过百篇。
兰州鼓子词传统曲目反映的内容，多为明代以前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才子佳人等，总体上精华多于糟粕。它直接而强烈地反映了民众的生活、斗争和心理愿望，在艺术表现上也趋于精巧和纯熟，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其中不乏《卖花郎》《雅仙刺目》《雨打桃花笑》《岳母刺字》《白蛇盗草》《拷红》《骂红》《四郎探母》《悟空带路》《武松打虎》《林冲夜奔》等经典作品。其唱词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既有我国古典诗词的雅典自然、委婉清幽、直率奔放、幽默风趣的艺术特色，又有古朴粗俗、游戏笔墨、口语白描的民间乡土风格，经历代艺人、文人创作积累了近千个传统曲目和数十个现代曲目。它的词句继承和保持了我国诗词和敦煌变文的三、四、五、七、十、杂言等长短句式特点，还继承了依谱填词的传统。它的语言以关陇语区的兰州方言为规范。因兰州方言字音和发声的关系，也有几个韵辙混押现象。
西北民族大学学者黄锦在《浅论兰州鼓子的历史发展与艺术特色》一文中提出，兰州鼓子的音乐唱腔在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中，经过历代艺人演唱实践，形成了牌调、越调、悲宫调、平调、令儿调、百合调、海调、荡调、官调、勾调等十大调的声腔系列，主要表现出古朴典雅、委婉华丽、缠绵悠长、高亢奔放、激越明朗、欢快流畅等音乐风格。它的音乐曲牌结构，有单曲迭唱形式，是由“十二月、五更转（调）”等衍变、发展而来。也有曲牌连缀体式，是在宋代“诸宫调”“缠令”基础上衍变、发展而构成的大型连缀体式。为充分发挥唱腔的表现力，突出地方说唱音乐的特色，在唱词固定格式以外，又添加衬字、衬词句。衬字如“哎、嗨、哟、咿、呀、哪、哈、安”等。衬句如“三花开，一呀朵莲花，咿呀嗨，花儿莲花，花儿梅花落”“太平年，年太平”“一二月，月儿圆”等。兰州鼓子曲牌丰富，唱腔优美，风格古朴雅致，韵味悠长。其唱调时而低吟，时而高昂，时而又充满哀怨。鼓子好手们齐聚一处，三弦、扬琴、二胡、笛子、古筝、琵琶等乐器弹奏出古色古香的旋律，遏云响谷，韵味深长，将听众带入所演绎的一个个动人故事里。
据学者王正强考证，兰州鼓子在近两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文人和民间艺人，又不断进行加工。如当时兰州名医黎元锦，武威举人段继成，兰州学者张式儒，陇东宿儒慕少堂，辛亥革命后期的李孔炤、苏韶琴、水梓，以及李海舟等才学广博的知识分子。他们广泛辑词抄谱，纠讹勘误，对词曲韵辙也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尤其是李海舟先生，将毕生精力和全部家业倾注于深研鼓子之上。曾为得一曲谱，不惜荡尽家业巨金收买，也全然不顾他人的嘲讽，成天置身茶馆酒肆收集第一手资料。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广罗知音艺友，组织南山学会鼓子研究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在提倡创作和演唱新编曲本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有誉满金城的鼓子唱家王义道、曹月儒、唐江湖、马东把式、张国良、卢应魁，以及现代的段树堂、王子英、张麟玉、王雅录等，承师带徒，对兰州鼓子的改革、发展、充实、完善均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始终以崇敬仰视的姿态对待兰州鼓子，把朴质清雅的气质一并唱入了自己的灵魂，使兰州鼓子的古韵以一种清高的姿态回荡在乡野村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对兰州鼓子进行过几次大的挖掘整理，出版了一些优秀传统曲本，也编写过一些现代段子，其中《杨子荣降虎》《夺取杉岚店》《劫刑车》《韩英见娘》等，均在群众中广泛传唱。1959年，原兰州市戏曲学校将兰州鼓子以戏曲艺术形式搬上舞台，演出了《拷红》等剧目，对这一古老曲种起到了推陈出新的作用。
非遗文化因子的沉淀和流淌
兰州鼓子在清朝末年曾经红极一时，家喻户晓。但是随着社会变迁，兰州鼓子的发展日渐衰微。至二十世纪末，它已不为一般民众所熟悉。2006年5月，兰州鼓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重新引起了社会和民众的关注，为系统、科学地研究此项民间艺术瑰宝带来了机遇。
兰州鼓子通常以我国民间传说、历史故事、通俗小说、传统戏文、古典文学作品为基础改编创作，以器乐伴奏说唱，间以穿插风趣评述或评论，把复杂的人物故事加以艺术渲染，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它本身的曲词内容、演唱方式及演出环境等元素，承载过兰州市及周围县区诸多民众的文化精神内涵，富于教化及娱乐作用，经过当地文化传统的不断陶冶和锤炼，荟萃着集体的艺术力量，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饱满的艺术情趣，呈现出特有的民俗价值。
与一些曲艺或戏曲的传授有所不同：兰州鼓子的艺人们从不逼迫自己的后代继承自己的技艺，不买养子养女习艺以便将来能有一棵“摇钱树”。鼓子艺人们从不卖艺，更不会靠唱鼓子谋生路。兰州鼓子艺人相对开明，凭着浓厚的兴趣和百折不挠的精神，通过很长时间的磨练方能掌握这种技艺。正是这种高洁态度和执着的追求，使鼓子艺人们像保护瑰宝一样保护着兰州鼓子。
兰州鼓子的师承规矩较其他一些曲种相对宽松，通常有两种情况：自己习得与拜师学艺。在师傅唱，徒弟听的过程中模仿、记忆，师傅逐字逐句纠正，就在这种口传身授中代代相传。由于以往对女性的歧视，兰州鼓子在传承时传男不传女。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很多爱好鼓子、自身条件优越的女性也加入到了演唱兰州鼓子的队伍中。有一些优秀民间艺人根据女性声带的生理特点，对原有的曲调音域进行了调整，使女性特质的声音与鼓子的曲调达到完美地融合。
兰州鼓子曲词因具有通俗和浅显性特点，使得过去许多目不识丁的平民能模仿它。在田间村头，炕头院落，唱上一段以尽其乐，成了老兰州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由此兰州鼓子也被称作“炕头艺术”。在兰州城区及周边区县的一些村子里，聚集着现今为数不多的一些鼓子好家。这种曾经被奉为“官场鼓子”的艺术，现在只能到乡间找寻其踪迹。
兰州鼓子虽然也曾有过兴盛的黄金时代，时至今日也并没有从曲坛中绝迹，但它目前面临的是日渐衰落的现实。原因之一，除了在清代时期，兰州鼓子被八旗子弟大量染指，在内容上突出宣扬安分守业、清静无为的道德伦理，曲调上也极力“雅驯”，失却了曲牌唱调原有民歌的朴实、泼辣、欢乐、活泼的艺术特色，有曲高和寡之嫌。原因之二，从发展历史来说，兰州鼓子的演出一直处于自发状态，历史上既未产生过专业演唱剧团，缺乏正常的流派交流和学术争鸣，来推动它的进一步发展，也未出现过以此卖唱度日的流浪艺人。上述两方面导致了兰州鼓子缺少有力的传播和大范围普及，造成目前它的艺人老化，听众面窄，流行地域不广而日渐衰落。
在当代，对兰州鼓子感兴趣的人，除了受家庭环境影响的年轻人外，也仅限于一些上了年纪的老者，他们经常演唱的曲目都是通过一字一句反复练习、吟唱而记忆下来的。这种传承方式也为兰州鼓子经典唱词的保存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1962年兰州市艺术学校成立鼓子训练班，“牌调之首”的卢应魁当时就被邀请去当老师，培养了一批鼓子新人。但这种专业培训班未能坚持下去。所以直到现在，兰州鼓子的传承完全取决于个人兴趣，并且传承地域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有研究者提出，对兰州鼓子传承与发展可持续性的研究，要结合兴盛和衰落时期的民俗生态环境进行考察。这种考察不仅要还原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们的生活方式、各种娱乐活动等，更要寻找在现代氛围中兰州鼓子继续生存的可能性，找到和兰州鼓子发展紧密相关的关键点。在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努力下，先后确定了6个兰州鼓子传习所，在传承人的悉心指导、口传心授之下，有不少好家从台下“自乐”转型到了登台表演。传习所不仅发挥了老一辈好家的顶梁柱作用，而且培养了许多年轻的后辈艺人，尤其近年来有为数不少的女性鼓子艺人登台亮相，兰州鼓子已开始呈现出老中青相结合的良好发展态势。
兰州鼓子作为兰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其因子已经深深地沉淀、流淌在兰州地区群众的血脉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广大传承人的共同努力下，兰州鼓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会焕发出新的生机，更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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