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湾汉简的发现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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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湾，一个毫无特色的地名却以出土大量汉简而闻名于世。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贝格曼（FolkeBergman）在居延地区的近三十个地点掘获汉简一万零八百多枚。其中甲渠候官遗址（俗称破城子）出简4422枚，地湾出简2383枚，大湾出简1334枚，金关出简724枚。除此四地所出8862枚外，其他地点都是些零星所出。可见当年地湾出简的数量仅次于破城子，占全部居延汉简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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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汉简的记载，两千多年前这里是肩水都尉下属之肩水候官的驻地，一座西北边塞通往居延地区的军事要塞。时至今日，雄伟的障城巍然屹立，以阅尽人间春色的姿态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人墨客。他们来此凭吊历史，回望那段灿烂辉煌而让人充满遐想的过去。
地湾遗址，地理坐标在北纬40°35′1.40″，东经99°55′45.27″。南距甘肃省金塔县航天镇三十四公里，东北距今天的卫星发射中心直线距离五十公里，遗址往西七十米处，就是著名的额济纳河。它发源于祁连山，由西南向东北流淌而过。今天的额济纳河由上游经过张掖、临泽、高台的黑河和西南经酒泉的北大河汇流而成。说起这条河，它不仅同地湾遗址密切相关，还同时承载着更多的历史文化。两汉时期，今天的黑河称羌谷水，北大河称呼蚕水，额济纳河称弱水。《汉书地理志》说：“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尚书·禹贡》中“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说的就是这条河。汉代的居延防线呈“丫”字形，卅井塞东西走向，六十公里左右，像一支斜逸出的“枝条”。其他的要塞都是沿着弱水两岸分布的，从北向南有殄北塞、甲渠塞、广地塞、橐他塞、肩水塞等等。地湾遗址只是其中的一处，它与上述边塞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地湾遗址的北面是肩水金关遗址，两者相距五百米。后者除1930年贝格曼在此发掘汉简七百多枚外，1971年至1973年，甘肃文博部门又在此发掘一万多枚，并于2011年至2016年陆续出版了《肩水金关汉简》一至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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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地湾遗址由障城和坞院两部分组成。障城为正方形22.5米×22.5米，墙厚5米，高8.4米。障内北墙四米高处和东墙两米高处有成排的曾经安放过木椽的壁洞。西墙开门。障外西面有坞院一座，南北呈长方形，55米×48米，壁高3米，基宽1.3米。坞院东墙同障的西墙呈直线形连接，院门南开。障坞南边还有一道坞墙，沿障的东墙直线南走，三十米后西拐，与坞院南墙平行而西。坞内障南有若干房屋遗址。坞院北部二十米处，一道东西走向的坞墙，长一百米，基宽二米。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地四周是砾石戈壁，属典型的温带干旱气候，降水稀少，蒸发量大，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四季多风。地表有稀疏的骆驼刺、白刺等耐旱作物。时有蜥蜴、野兔和野鸡出没。遗址东面有铁路、公路通过，交通便利。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在居延考古发掘的近三十个出简遗址中，地湾遗址是其一。当时，贝格曼将此地标为A33，开挖十八个地点（见《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第314页）。出土汉简两千三百八十多枚，是当年居延汉简的组成部分。
此次居延发掘历时十一个月，从1930年4月27日到1931年3月27日。发掘结束后，贝氏将所有一万多枚汉简和其他文物分装十二个木箱用驼队运往北京。先存放北平图书馆四库阅览室，由马衡和刘半农监督开箱，并组织人员拆包、清点、登记、编号、制卡、存放，并开始由马衡等人着手整理。1933年7月，又将这批汉简从北平图书馆搬到北大文史研究院考古学会（景山东街马神庙崧公府），增派北平图书馆向达、贺昌群、北大余逊、史语所劳干四人协助马衡继续整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一万多枚汉简身处危境。刘半农的弟子沈仲章不惧艰险，在傅斯年、徐森玉的关心支持下，又只身将汉简运往香港，存入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得到叶恭绰、傅斯年的支持。沈仲章在守候汉简的同时，开始新一轮整理。重新上架，登记、照像、编排、剪贴，打算完成后送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出版。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不保，汉简的安全又成了问题。经时任驻美大使胡适斡旋，美国国会图书馆同意为我保存。1940年8月4日，这批汉简乘美国轮船从香港启航，于10月26日存放美国国会图书馆。时隔二十五年之后，才于1965年11月23日运抵台北，现存放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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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简的整理，最早于1936年出过余逊和劳干的晒蓝本，只有释文而无图版。释文也不完整，只有3055条。抗战时期，劳干先生一个人坚持工作，他在四川宜宾的李庄用反体照片释读原简，于1943年和1944年先后石印《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1957年又在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图版之部》。最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重新整理居延汉简，用红外线扫描，并对释文详加订正。2014年开始出版第一卷，每年一卷，2018年五卷本全部完成。这是居延汉简图版和释文整理的最新成果，地湾汉简作为其中的重要篇章也以崭新的面貌得以呈现。
至于这次发掘的考古报告，由于贝格曼于1946年英年早逝，在他生前并未完成。从1951年起，瑞典学者索马斯特勒姆(BoSommarstrom)接手此项工作，并于1956年和1958年分别完成出版了两卷本的《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即“斯文赫定博士率领的中国西北诸省科学考察报告”的第三十九本和第四十一本，其中对地湾汉简的发掘有详细描述。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整理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只收录图版和释文2555条。到1980年出版《居延汉简甲乙编》才基本收齐了全部的图版和释文。书后附有《额济纳河流域障隧述要》，就是陈梦家先生根据索马斯特勒姆的报告撮要编写的。另外，2014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黄晓宏、张德芳等翻译的索氏的考古报告，其中对当年贝格曼在地湾的发掘有详细记录。我们研究地湾遗址及其出土汉简，这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地湾汉简》收录的简牍图版和释文是1986年对地湾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的收获。相隔前次贝格曼的发掘，已有56年时间。1986年，刚刚从甘肃省博物馆分离出来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前多次深入居延地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集中对地湾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时间是1986年9月23日至10月24日，整整一个月。此次发掘自始至终都是在时任所长岳邦湖先生的组织下进行的。工地发掘人员有吴礽骧、任步云、马建华三位先生和司机马更生。工地由吴礽骧负责。当时，开掘探方五十九个，发掘面积一千八百多平米。出土汉简七百多枚和其他各类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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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地湾发掘，距今已经三十多年。其中的岳、吴、任三位先生已经作古，马建华先生也已调往外地并退休多年。为了纪念三位老先生对地湾发掘的贡献，此处对他们的生平事迹略作介绍。岳邦湖（1929—2013），河南温县人。1950年参加北京大学考古学习班，此后一直在甘肃省文博部门工作。先后任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队长、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直至退休。对甘肃长城的调查、对居延遗址及居延新简的调查发掘、对地湾遗址的发掘以及其他方面诸如甘肃石窟、甘肃岩画、秦直道的调查等等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主持和参与完成的专著十多种，都是研究相关领域的重要著作。吴礽骧（1934—2004），湖北天门人。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长期在甘肃省文博部门工作。曾参加灵台白草坡两周墓、酒泉嘉峪关魏晋壁画墓、敦煌马圏湾、敦煌悬泉置以及地湾遗址的调查发掘，是著名的长城学专家和简牍学专家，曾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主任。整理和完成《敦煌汉简》，专著有《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和论文数十篇，都有较大影响。任步云（1923—1991），甘肃陇西人，1953年到甘肃文博部门工作，曾参加过多次重要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有《居延汉简“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例略考》等文章，副研究员。他们的发掘，在当年贝格曼所出两千多枚汉简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材料，也为我们今天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后记
这批汉简的最初释文是由何双全、张俊民和张德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完成的。时过二十多年后我们重新整理并正式发表这批材料时，已是时势流转、物是人非。过去的“汉简研究室”一变而为“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再变而为“甘肃简牍博物馆”。
《地湾汉简》的整理出版，一是照顾到历史的连续性，二是本着与文博部门以外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加强合作的精神，由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合作完成。
具体过程是，校样排出后先发相关学者分头校读，然后把校读结果集中反馈出版社排出二校。再把二校清样发给每位学者继续校读，并于2017年7月29日、30日集中兰州讨论定夺。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张德芳及副研究员肖从礼、马智全，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孙家洲教授、马利清教授和孙闻博副教授、南开大学杨振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邬文玲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李迎春副教授以及中西书局社长秦志华、田颖等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再整理的全过程。其中肖从礼、马智全、李迎春、田颖在具体编务过程中出力尤多。全书照片的拍摄和吴礽骧、任步云日记的整理由张德芳完成。
□张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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