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敦煌历来就是连通西域和中原的战略要地,秦汉之前,居住着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西汉初,漠北的匈奴赶走月氏,占领敦煌。汉武帝对这个地方非常看重,他之所以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为的是联合西域各国共同抗击匈奴,打通通向西域的道路,增进汉王朝同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莫高窟第323窟留下了张骞出使西域的珍贵图像。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回来之后向汉武帝报告时提到,他在大夏见到了产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邛竹杖和蜀布,这证明了以中亚巴克特利亚为中心连接西亚、南亚、东亚地区的商贸网络的存在。
张议潮“誓心归国”,所以在起义军成功占领沙州之后,就决定派遣使者团向长安传达沙州收复的讯息,以告知朝廷他的归国心意。自文成公主入藏之后,佛教虽然在吐蕃人中得到广泛传播,但是河西走廊地区的僧侣大多心向大唐。因此替张议潮送信的人中,僧侣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就有一位当时的高僧,名叫悟真。
据说张议潮率敦煌军民起义之前“朝朝秣马,日日练兵”。最终历经百战,驱逐了吐蕃,先后收复沙州、瓜州、伊州、肃州、鄯州、甘州、河州、廓州、岷州、兰州和凉州等十一州,自此,陷没于吐蕃百年的河西地区重新回到唐朝的版图。从古至今,河西陇右从来就是中央政府打击或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基地,是通向西北最重要的门户。失去这片地区,长安就会直接面临异族骑兵的威胁。这个地区还是当时最重要的养马基地之一。所以张议潮的义举得到唐宣宗的大力嘉奖。张议潮被先后封为归义军节度使、凉州节度使。
张议潮的后人为了彰显他驱蕃归唐、收复河西的丰功伟绩,就在他的功德窟莫高窟第156窟的南壁绘制了《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画中旌旗猎猎、马鸣萧萧、鼓角喧天、舞乐骈阗的场面,充分表现了张议潮统军出行抗击吐蕃、收复河西的雄壮气势。段文杰先生还曾经临摹过这幅壁画。
可惜第156窟的墙壁上,有多处烟熏火燎的痕迹,破坏很严重。那是在20世纪20年代,一部分哥萨克士兵因为战争而逃亡到中国,被收容在了敦煌莫高窟。由于这些士兵根本不懂得这些壁画的意义,不仅在洞里生火做饭,而且人为破坏壁画,甚至还刮走了墙上的金箔。所幸,洞窟四壁低处的《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艺术和文化是国家气象的反映
后梁乾化四年(914),沙州另一大族的曹氏家族中的曹议金接替张承奉政权,在瓜沙二州六镇地区重建归义军政权,一直保持与中原王朝的密切来往,接受中原王朝封号。由于这个家族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处理得好,同中原王朝也保持了统属关系,所以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曹氏主政期间,中西交流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为敦煌佛教艺术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唐代以后,莫高窟出现了很多供养人的洞窟,曹氏家族是敦煌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家族,这个家族修建的洞窟规模很大。曹氏归义军政权,一方面控制着佛教发展的方向,使佛教活动为维护曹氏政权服务；另一方面,也比较重视通过建窟来宣扬佛教文化和佛教思想。我们现在从洞窟的壁画中也可以考察出从曹议金到曹延禄,曹氏家族历任节度使在莫高窟或榆林窟从事洞窟新建或重修的活动。
陆上丝绸之路原本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正是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敦煌才成为一个东西方贸易和交流的重镇。然而,唐中期一直到宋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代替了陆上丝绸之路,敦煌及其周围一些城市随即衰落。到了宋代,中国出口的产品多为瓷器,航海和造船业的发展,直接促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导致敦煌失去了作为中原与西域地区文化和贸易中心的重要性,莫高窟也就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视野。
敦煌石窟艺术的演变发展保留了清晰的历史印迹。元代是敦煌石窟艺术繁荣的最后阶段,也是敦煌石窟艺术走向衰败的最后阶段。至元代,莫高窟依然有开窟和造像的活动。元代开的洞窟现存三十多个,只是除了第600窟和第465窟堪称精美绝伦之外,绝大多数的洞窟壁画题材比较散乱。但是元代出现了藏传佛教的壁画内容,这在莫高窟是很有时代特色的。元代以后,敦煌就停止了开窟。莫高窟逐渐荒废。
到了明嘉靖七年(1528),嘉峪关闭关,敦煌的百姓东迁到了关内,莫高窟遂被彻底遗弃。之后的四百年间,莫高窟长期处于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的境况,这个曾经的佛教艺术圣地逐渐沦为破败不堪、满目疮痍、病害频生的废墟。
虽然在清康熙、雍正年间,甘肃各州移民来到敦煌屯田,重修沙州城,但是莫高窟破败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从藏经洞出土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五万余件文物,震惊了世界。敦煌石窟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重新回到历史的视野。
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的这批文物未能得到妥善保管。不久之后,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奥登堡等外国探险家接踵而至,以并不光明正大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流散世界各地,分藏于英、法、日、俄、印、土等十多个国家的三十多个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敦煌艺术才开始得到持续的保护和管理。
藏经洞文书的发现与流散
1900年,发生了两件中华民族历史上堪称耻辱的大事。一件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和光绪仓皇避难,北京陷落；另一件就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被盗。在我看来,藏经洞的发现,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事件,不如说是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这一发现象征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曾经的辉煌和近代以来的耻辱,同时也呈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藏经洞就是位于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的第17窟。提到藏经洞,总是不得不提一个名字——王圆篆。王圆篆是湖北人,光绪初年在肃州,也就是今天酒泉地区的一个巡防营当兵,后来当了道士。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篆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发现了藏经洞,从洞内出土了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初的宗教经卷、社会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献,绢画和刺绣文物等共计五万余件。
下期看点: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很快被往来于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的探险家们获悉。第一个来到藏经洞的是英国人斯坦因。斯坦因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自幼精通德语,还懂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英语、梵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他主要研究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斯坦因本来在印度到中国新疆沿线进行考古和发掘,在得知藏经洞的消息之后,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迅速转道敦煌。斯坦因先后三次拜访王道士,并且通过自己的师爷,一个名叫蒋孝琬的人和王道士反复周旋,终于打动了王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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