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柳青书记的情缘

陕西工人报 2019-02-19 09:08 大字

柳青

作者简介:周文敏,1928年生于陕西省长安县鸣犊镇师村。1949年6月参加工作,同年10月入党,在长安县工作四十年。曾任大兆、王曲区委副书记、书记,县文化科副科长,县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县贫协办主任,区工委副书记,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兼县政协秘书长、统战部调研员等职务。1989年以正处级调研员身份离休。

图为作者青年时期在农村基层工作。

我向来不直称柳青的名字,而称他柳书记,因为他曾任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是我的上级领导。我和柳青接触过四次,两次是柳书记因工作有事找我,两次是我去看望他。

第一次是1952年。柳青时任长安县委副书记,我是大兆区委书记。一天,县委办公室电话通知我,说柳书记找我谈话。接到电话,我有些紧张,因为我读过他的《种谷记》《铜墙铁壁》,知道柳书记是一位大作家。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柳书记坐在办公桌前,手指夹着纸烟在看文件,我说:“柳书记,您好。”柳书记抬起头望着我说:“你是大兆区委书记周文敏同志。”我笑着说:“是的,柳书记。听说您有事找我。”柳书记说:“是的,我想知道下面一些情况,找你来谈一谈。”柳书记才来长安不久,想了解下面的情况,我是基层干部,又是一个区的负责人,于是我向柳青书记汇报了大兆区当时的工作和群众的思想动态。柳书记问得很详细,还不停地在本子上记着,他当时认真的样子,还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柳书记的办公室在县委北院的东北角,面朝南,背靠大礼堂。三间土木结构的小安间房,青砖铺地,内隔一间为卧室,外两间为办公和接待来人所用。办公室布置比较简单,一张五斗桌和一把木椅,边上是两个旧沙发,一条木制连椅。柳书记说话声音较低,不快不慢,很有条理,亲切感人。

第二次是1962年。我在县委统战部主持工作,宣传部副部长郭景宇同志约我去看望柳书记,我很高兴,因为多年没见柳书记,也想见见老领导了。一天下午,我们骑着自行车去皇甫。由韦曲去皇甫有两条大坡,一是瓜州坡,一是皇甫坡,这两条坡都比较长,也比较陡。上下坡时,我们就推着自行车走,到了平地就骑着跑。柳书记住的地方在皇甫村和罗家湾之间半坡平台上的中宫寺内。我们推着自行车刚上平台,马葳同志就看见了,赶紧上前招呼我们。正在院子坐着看书稿的柳书记也放下手中的书稿,站起身让我们坐下,马葳同志忙着给我们倒水。柳书记问我们:“你俩咋来咧,有事吗?”我们说:“没事,时间长了,想来看看老领导。”柳书记微笑着询问我们县上近来的工作,也问他所知道的人。我们也关切地问了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他正在赶写的《创业史》第二部的进展情况。

柳书记住房的后面有一个小苹果园,栽有十几棵苹果树,树行之间种着蔬菜。果园旁还打了一眼手压泵井,群众称为“洋水车”,井水是浇灌果树和蔬菜用的。院中种有花卉,有的花还很名贵。最为特别的,是房前栽的那棵葡萄树,枝繁叶茂,长势健壮,每逢春夏之季,柳书记常常坐在葡萄架下看书写书。

第三次是1964年冬。长安“社教”期间,通告全县所有私人枪支弹药一律上交,不能私自存放。有一天柳书记来到县委找我,看来他很急,说他有一支猎枪(鸟枪),不知是否上交,让我领他去社教总团询问,我立即陪柳书记去见社教总团领导。

1973年,组织决定派我去王曲公社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我知道后,两夜未睡着觉。当时王曲“水渗”工作难做,工作做不好,出了差错,就有人向上面告你的状,过去各大运动又都是省、县领导蹲点试点的地方,县委两位领导都说王曲有三难,“人难见、脸难看、事难办”,工作(指公购粮入仓)拖了全县的腿。后来,我又一想,有柳书记在王曲,有事可以找老领导请示请教,到王曲工作后才知道柳书记早都不在那里住了。

在王曲工作期间,每次路过皇甫坡时,就想起了柳书记,不由得驻足北望。柳书记原来住的地方就在皇甫坡的北边不远处,只要向北一望,就隐约可见。有一次因工作我和冯继贤同志(王曲公社副主任、《创业史》中皇甫乡党支部书记的原型)去罗家湾,走到柳青书记住地下边,我便提议去看看柳书记曾经住过的地方,冯继贤同志说,柳书记早都不在这里住了,连房都被拆了。此情此景,我就不由得想起了1962年,和郭景宇同志看望柳书记的情景,刹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不觉眼里含满了泪水。

1977年,我被调任去王曲区工委副书记。区委武装部长李学义是贾里村人,在王曲工作时间长,也熟悉柳书记,常和我谈起柳书记。一天,我对李学义同志说,我想见一下柳书记,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李学义说,听说柳书记有病,在西安市第二干休所休养。商量后,我们骑着自行车找到驻在韦曲东韦村的西安市第二干休所。柳书记住在干休所的二楼,有保姆陪护。见到柳书记,我既喜又惊,喜的是多年未见,终于见到了老领导;惊的是他消瘦了许多,精神弱了,说话有气无力,上气不接下气,但还想和我们多说几句话。他的哮喘很严重,每说两句话就要用手上的小氧气瓶给口里送气。看到他这痛苦的样子,我不由得鼻子发酸。他在文化革命中的事我们不敢问,怕他伤心。他想知道王曲的人和事,我们也不便说,怕对他的病不利。只能劝他安心养病,保重身体,待身体好了仍回王曲,王曲人民都想他了,需要我们办的事尽管说,我们一定照办。当时,我们说要送些王曲的粳米鸡蛋给他时,柳书记说:“干休所有灶,啥都有,用不着,感谢你们的关心。”由于柳书记的身体不佳,怕影响他休息,我们便告辞了。这是我第四次与柳书记的接触,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柳书记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但他的光辉形象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事迹也一直为人们所传颂。柳青是一位大作家、模范共产党员,也是一位好领导。他的高尚品德、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典范。

《创业史》出版后,柳书记送了一本给我,上面还有他的签名,我将这本书读后,藏在农村老家。大儿子周养俊上小学的时候发现了,他就爱上了这本书,经常阅读,从此他也知道了柳青。在柳青精神的启示下,走上了文学之路。二儿子周旭在二十世纪70年代知青插队时,就选择了柳青《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所在的生产大队——皇甫公社胜利大队。在那里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常和王家斌接触、请教,听王家斌讲《创业史》和柳青的故事。后来,周旭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学习期间,他以皇甫村的见闻为素材,创作了系列粉画《哈蟆滩的蛙声》。本科毕业后,又继续潜心画作,获得过许多奖项。

从两个孩子的成长来看,也是学习柳青精神所取得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家也是学习柳青精神的受益者。□周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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