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一名从何来？(下) 王埔帮
综上所述，无论是征服大夏人(巴克特里亚人)的月氏人，还是南下建立贵霜王国的吐火罗人，都是同一个民族，即吐火罗人。因此，吐火罗——月氏——敦薨——敦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基本结论是：公元前3000年以前，一支古老的印欧民族——阿凡纳谢沃人从亚欧大陆东侧的南西伯利亚地区分离，逐步翻越阿尔泰山，陆续进入准格尔盆地、塔里木盆地、楼兰地区、河西地区，形成了一个覆盖新疆全域的印欧民族国家——吐火罗，其中的一支再度从吐鲁番、奇台、楼兰发展到甘肃河西走廊，势力最东到达武威地区，这一支被大汉民族称作大月氏。公元前174—公元前161年间，匈奴冒顿、老上两代单于对河西大月氏发动了进攻，迫使大月氏先后撤出河西走廊和新疆全域，奔走至妫水（阿姆河）流域，后又建立了贵霜王国。从公元前121年开始，西汉帝国先后进行了讨伐河西匈奴、攻灭楼兰、远征大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致匈奴远遁漠北，继而西逃，河西及新疆全域归大唐西域都护府管辖。
三、敦煌——西域王国“吐火罗”的音译
张骞出使西域时，河西地区已被匈奴占领。回归后，他应召向汉武帝汇报出使情况，先后介绍了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大夏等国，汇报月氏时提到“月氏居敦煌、祁连间”，由此看来，敦薨（敦煌）当时指祁连山以西的一片非常大的区域——曾经的吐火罗，而张骞出使西域的时间正好是吐火罗征服巴克特利亚的后期。张骞的汇报充分说明他在历经千难万险途径匈奴管辖地时，当地居民仍旧把河西走廊以西、新疆全域广大地区称作“吐火罗（Tokhara）”或发音成“敦薨”、“敦煌”。这种少数民族语言在用汉语说读或记录时往往出现转音、变声现象。
下面再列举几个类似的例子：
1. 阿尔泰，蒙古语，黄金或有黄金的地方，在地图上有阿勒泰、阿拉坦、阿拉旦、哈拉腾等不同标注，其实是同一个名称；
2. 喀拉，蒙古语。黑色的意思，还有哈拉、卡拉、克拉、贺兰等叫法，如克拉玛依——黑色的油，哈拉淖尔——黑色的湖泊，贺兰山——黑色的山等；
3. 楼兰，古国名，有牢兰、牢来、龙勒等叫法，既是民族名也是国家名。敦煌西侧的龙勒乡和楼兰关系十分密切，也是吐火罗势力东进的证据；
4. 巴音，蒙古语，富饶之意，亦有宝音、巴彦、白云等叫法，如巴音郭勒——富饶的河流，巴彦淖尔——富饶的湖泊，白云鄂博——富饶的敖包，等等。
语速的变化也是发生转音、变声的一个原因。当我们快速读出“吐火罗（Tokhara）”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将“Tokhara”前两个音节“Tokha”重读，后面的“ra”轻读，于是就出现类似“敦薨”或“敦煌”的读音。另外，语音“浊化”现象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民族语言中语音“浊化”现象十分普遍，如英语“强壮（strong）”中的“tr”类似于汉语中拼音的“chi”,而在实际发音时要处理成“zhi”，于是“斯幢”就读成了“斯庄”，还如“学生（student）”“车站（station）”等。因此，由于人种、语言、地域、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将“Tokhara”读成“敦薨”或“敦煌”，就不难理解了，并且经过多次心传口授后出现在历史文献当中。
四、实物证据——会说话的地名
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吐火罗已经从喧闹的历史舞台上谢幕了，但其深刻的历史影响却厚植在曾经辉煌过的地域上，其铸就的独特的印欧民族、悠久的发展历史、复杂的民族融合、久远的文化传承让后人无比敬仰。就连许多地名到现在仍透露着丰富的“吐火罗”文化信息。
打开《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粹》有关研究敦煌文化的历史地图，仔细查阅西部地区一些地名，给人一种十分惊奇、欣喜的感觉。在瓜州县双塔水库的西南侧，有一个小村子地图上标注为“兔葫芦”，同样，在汉玉门关以西53公里处、榆树泉盆地以南有一个很小的地名也叫“吐火洛”，这两个叫法十分奇怪，令人匪夷所思。但当你知道“吐火罗”人曾经在这些地方长期生活过的情况时，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兔葫芦”、“吐火洛”就是“吐火罗”，读音发生变化而已。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几乎就是对“吐葫芦河”“吐火洛”奇怪名称的唯一合理解释。
无独有偶，我们还在东天山哈密地区伊吾县发现了一个乡镇的名字也叫“吐葫芦乡”（伊吾县治所），甚至旁边一条由西南流向东北的河流也叫“吐葫芦河”。这和瓜州县的“兔葫芦”、“吐火洛”来历一模一样，无疑是“吐火罗人”曾经在这里生产生活的铁证。这也与“吐火罗人”翻越阿尔泰山挺进东天山、塔里木盆地的历史事实相吻合。遗憾的是，嘉峪关市个别学者为了证实唐玉门关在双塔水库附近，把“吐葫芦河”硬是改写成“唐葫芦河”，这是毫无历史依据的，也显得十分生硬和勉强。
甚至，我们当地也有“吐火罗人”遗留下的蛛丝马迹。在省道105线翻越祁连山土达坂时，附近有一条小河叫“火罗河”亦或是“豁罗河”；金塔县北部讨赖河尾闾与黑河（额济纳河）交汇处有一大片区域历史上叫“合罗川”，这些地名也应该与“吐火罗”有关，在长期的口传心授过程中，省去了部分音节。
不但地名有实证，连居民也有吐火罗的后裔。2011年5月，我在“谷歌地球”软件上发现了小方盘城东侧有一100米见方的古城遗迹，怀疑这就是千古谜题——西汉玉门关之所在。为了证实这个发现，7月的一天我们几个历史文化爱好者驱车赶赴玉门关和阳关，果然在小方盘城东侧找到了长约20米的一截墙基，残高0.3——0.5米不等，上面密密麻麻长满了芨芨草。随后赶到龙勒乡查看了阳关、古董滩遗址和阳关博物馆。在游览的同时，联想到了龙勒和楼兰的关系，联想到了《甘肃历史》中关于西域龙姓人在河西走廊活动的情况，心想：阳关地处龙勒乡境内，生活在这里的人是否有龙勒龙姓人？带着这样的问题，在出景区门口时，我随口问了一下一个年轻女服务员：“请问，您贵姓？”“姓龙。”“本地人还是外地的？”“龙勒乡的。”这么巧合！在敦煌竟然遇上了西域“龙姓”人。据《百家姓》词条和《甘肃历史·隋唐卷》记载，龙姓源流第七：“少数民族有龙姓。《北史》所载，西域焉耆国(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西南)君王皆为龙氏，如龙鸠尸毕那、龙突骑支等。焉耆的部分龙姓人于公元九世纪迁徙到了河西走廊的张掖、酒泉和敦煌地区，被当地政权称为‘龙家\’。据日本学者土肥义和统计，在敦煌藏经洞文书记载的10500个人名中，龙姓人有82个，他们应都属于‘龙家\’”。由此看来，西域龙姓人来自焉耆古国，吐火罗人的一支，后臣服于匈奴、西汉、北魏，公元九世纪迁徙到酒泉、张掖并活动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受到回鹘（维吾尔）压迫而西迁至敦煌等地。也许，敦煌龙勒乡的龙姓人就是甘肃大地上最后的“吐火罗人”了。
另外，《亚洲现代人类迁徙图》也印证了“吐火罗人”南下东进的征程。《亚洲现代人类迁徙图》是目前根据人类基因图谱追踪合并后绘制的，全球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东非黑人，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图中印欧人群中的一支——吐火罗人从其主体中分离后，与公元前3000年左右向东挺进进入新疆全域，向东一支拓展到河西走廊。我们大汉民族沿印度洋北岸东进，从南亚进入四川盆地，到达黄河上游后分化出炎黄主体、羌、蒙古等分支，后来炎黄主体东进到黄河中游，成为大汉民族的先祖。
敦煌，乃至河西走廊，真是一块神奇的地方！不同的民族在这里繁衍、融合，不同的国家在这里轮流建立、消亡，不同的政权在这里更替、交接，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相遇、交流，不同的思想在这里碰撞、统一，不同的宗教在这里斗争、植根。因此，“丝绸之路”早已不再是“丝绸”一条路了，更是意识形态碰撞之路，经济贸易繁荣之路，军事力量角逐之路，东西国度外交之路，文化交流兴盛之路，民族基因融合之路。直到今天，河西地区遗留下的诸多奇怪的地名、多样的语言、复杂的民族、不同的信仰，这些神奇独特的走廊文化现象，显示出我国不可多得的地域文化特征，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研究、挖掘、保护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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