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云谈在西域寻找玄奘

郑诗亮 2018-01-21 11:33 大字

书云（澎湃新闻蒋立冬绘）

上世纪八十年代，书云女士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及牛津大学。此后，她成为作家、纪录片导演与制片人。2004年，她拍摄的纪录片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播出；2008年，她拍摄的记录片《西藏一年》在英国广播公司（BBC）首播，此后，又被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购买与播放。她曾在2000年左右选择重走玄奘路，并出版了Ten Thousand Miles Without a Cloud一书。此书2004年出版了中译本《万里无云》，十四年后，此书将要推出修订版。我们采访了她，请她谈谈寻找玄奘之旅上的收获与感触。

想从最初的“起点”谈起。最开始的时候，您是怎么对玄奘这个历史人物产生兴趣的？

书云：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1982年，我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当时正值闭关锁国三十年后，国门又一次打开，北大站在了改革的前列。在课堂，在宿舍，在校园，每天都有学生展开激烈的辩论。可以说，八十年代的北大打开了我的眼界，把我带入一个崭新的自由王国。

但是后来真正开始认识玄奘，要等到我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那是1988年秋天，我和一个印度同学一见如故。记得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猜我最崇拜的中国人是谁？”我先猜周恩来，不是，再猜邓小平，也不是。最后，他有点失望，说：“是玄奘啊！你一定知道的。”我很不好意思，只能回复他：“哦，是《西游记》里的唐僧啊，《西游记》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小说。”

他的回答让我感到惊讶，也很惭愧：“他是印度人民最伟大的朋友。没有他，我们的历史到现在仍会漆黑一片，我们不会知道佛陀是印度人。就连你们中国人对我们国家的称谓“印度”都来自玄奘大师，是梵文中的“月光”之意，即我们古之圣贤给黑暗中摸索的人类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见完面之后，我直奔牛津博德利图书馆的汉佛莱公爵阅览室。这个阅览室建于1487年，是最古老的阅览室，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找到图书馆目录索引上所有关于玄奘的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大唐西域记》和一个英国汉学家写的《玄奘法师》，一一下了索读单。接下来一连三天，我第一次认真地把玄奘其人其事通读了一遍，除了睡觉以外的其他时间几乎都是在阅览室里度过的。

看来印度同学的反应深深地刺激到了您。那么，时隔多年以后，您又是怎么想到去重走玄奘之路的呢？

书云：从那位印度同学的发问，到我重新认识玄奘，再到我在牛津求学期间以及毕业后开始做传媒，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我对玄奘这位“千古一人”（梁启超语）这么不了解？是什么使他离我如此遥远，对我来说这般陌生？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所成长的时代与环境。在我出生长大的年代，全国有二十五万座寺庙被摧毁或作为他用，仅有不到一百座寺庙留存了下来，几乎所有的出家人都被迫还俗，结婚生子。我从小接受的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但是我家里却有一个人却笃信佛菩萨的存在——那就是我的姥姥。

我姥姥年轻时先后有七个孩子夭折，好不容易活下来两个，又遭遇了丧夫之痛。她把自己的苦难当作“前世的罪过”，主动背负起来。我根本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何况在我看来，这“前世”根本就不存在。我曾亲眼目睹城里的寺庙和佛像在“文革”中被摧毁殆尽，僧人被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当众游街被批斗。我对姥姥说，这些佛菩萨自身都难保，又怎么能拯救她和众生呢？但是姥姥却温和而又固执地坚持自己那一套。有时候我气极了，见姥姥对着小铜佛作揖，便跑去向父亲告状。

我的父亲是一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他十六岁那年因不满包办婚姻，毅然离家参加革命，成了一名军官。革命胜利后，他解除包办婚姻，娶了比他小十二岁的我母亲。父亲参军后为了和自己的地主家庭划清界限，几乎没回过家，在我的奶奶去世后，他把对母亲的孝心全部倾注到了姥姥身上。

在单位里，父亲自然是反对封建迷信的，但回到家之后，他对姥姥烧香拜佛，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深知姥姥所受的苦难。但是，伴随政治运动的深入，他就不再允许姥姥去寺庙，也不准她在家里烧香供佛了——本来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他就已经不被组织信任，如果姥姥的行为被人告发，不要说他个人的仕途，我们全家甚至都会受到牵连。后来，在红卫兵抄家的浪潮中，父亲把姥姥珍爱的小铜佛卖给收废品的人，以免被查出窝藏“封资修”的罪证。

姥姥的小铜佛是一位出家人在听到她的遭遇后送给她的，是她和我们全家的护身符。姥姥每日必拜小铜佛，还说这是她准备带进棺材里的唯一一件东西。自从没了小铜佛后，姥姥好像变了一个人，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唠唠叨叨，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还因此绝食了好几天。不过，除了姥姥以外，全家人都很骄傲我们家最后的封建迷信堡垒被清除了。

1992年的时候，九十四岁的姥姥终于从人生的苦海里解脱了。那正好是我重新开始认识玄奘后不久。从此，在学习、考试、求职和谋生之余，我利用零碎时间通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玄奘的资料，重新开始了解他生活的唐代，从头学习佛教史和中外交通史，并且开始阅读佛教经典，偶尔也坐禅或听佛学讲座。我反复思考，也常常责问自己，我竟从没想过这么简单的道理：两千多年来，那个曾被我们批判得一无是处的佛教，为什么历经劫难却生生不息，上自玄奘这样的大德高僧，下至姥姥这样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都愿意追随其后？而且，从汉语里的很多常用词，例如命运、信仰、原则、真理、现实、平等、绝对、相对等，到充满禅意的诗歌和绘画，从中国人的生与死到民间传说，从家喻户晓的小说到无所不在的佛塔，来自域外的佛教成为中国人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这到底是为什么？

而自从我重新认识和了解玄奘后，我终于理解了姥姥。她一辈子受的苦，足以把任何人摧垮，何况她这样一个弱小的女人，但她始终平和地面对一切，是信仰支撑着她度过了苦难的一生。

现在，我决定给自己这个机会——我要沿着玄奘的足迹重走玄奘之路。

原来您之所以决定踏上玄奘之路，家庭起到了这么重要的作用。感觉虽然一开始您不能理解您姥姥，但是等到您长大之后，她作为虔诚佛教徒的一面就深深地打动了您。那么，您后来的寻找玄奘之旅是何时开始的，又是怎样安排的呢？

书云：我的旅行，开始于1999年初秋的一个傍晚。我只身一人，从西安出发，沿着玄奘西行求法的足迹，走过新疆，穿越中亚，走遍整个印度，历时一年四个月。我坐上开往西安的火车之时，心里就隐约觉得，这将会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当时的背包里，除了护照、现金、记事本、相机和几件换洗的衣服之外，我还带了《大唐西域记》《西游记》和《玄奘法师传》这几本书——都和玄奘有关。我先到西安，去了大慈恩寺和大雁塔，再从西安坐火车一路向西。先到丝绸之路上的名城凉州，也就是今天的武威，再到瓜州，也就是今天的安西。之后，我请导游开着一辆破吉普，带我去了吐鲁番，也就是唐代的高昌国。从吐鲁番出发，我去了库车，也就是玄奘笔下的龟兹。之后，去了中亚，再到印度，最后从印度返回国内，先到和田，也就是古代的于阗，再到敦煌，最后返回西安。

的确是很不容易。西安、新疆都在国内，还要好办一些，您穿越中亚、游遍印度的时候，又是怎么应对的呢？

书云：玄奘一路是在寺院里挂单，我呢，是靠朋友和熟人相助。一路上的确是非常辛苦。以今天的交通条件，尚且如此不容易，想到当年的玄奘，更加令我钦佩。

其实，从库车开始，我就遇到了问题。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修有一条边界公路，中国境内从阿克苏开始，据说乘车仅需两小时就可到达山顶。我连夜从库车赶到阿克苏，然后坐出租车到天山脚下。中国境内的路是修好了，只是天山北麓吉尔吉斯斯坦的路还没有开工。边境哨卡士兵目光冷峻，似乎在嘲笑我连这样的基本信息都弄错了还想一路走到印度，简直痴人说梦。我赶紧掉头回乌鲁木齐，买了一张飞往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机票。这样一来，至少我可以翻过天山重走玄奘路。

当时的中亚，应该还是比较危险的吧？

书云：那个时候的中亚，是世界上最紧张和不安的区域。阿富汗还在塔利班控制之下。塔吉克斯坦刚刚经历了一场政府与伊斯兰复兴党的内战，数以万计的塔吉克人丧生或逃往阿富汗和伊朗避难。乌兹别克斯坦推行高压政治。只有吉尔吉斯斯坦比较开放，致力于经济改革和自由选举，加之需要游客带来的外汇，所以我毫不费力就拿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签证。

但是，我去了之后，才听导游说起，一个叫做IMU的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武装劫持了十四名人质，还占领了两个村庄。我这才知道，为什么在乌鲁木齐买机票时没看到有别人，为什么飞机上乘客少得出奇，为什么比什凯克如此寂静。这起人质事件持续了近两个月，但在国内没有报道，而独身一人闯入漩涡的我却一无所知。

我在酒店整整一夜没有入眠，反复问自己，如果是玄奘，他会如何面对？天光露出鱼肚白的时候，我最终想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阿富汗是禁区，乌兹别克斯坦的签证至今还没拿到，当年玄奘走过的中亚的国家里，吉尔吉斯斯坦可能是我惟一能够追寻玄奘足迹的国家，无论如何我要坚持下去。

吉尔吉斯斯坦都这么危险了，您后来的行程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书云：吉尔吉斯斯坦之后，我抵达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这是丝绸之路南段的重镇，犍陀罗王国的都城，佛教的第二圣地，也是第一尊佛像诞生之地。在那里，我首先看到的，就是身材高大、蓄着长须的普什图男子，他们有些人肩上还斜挎着机关枪。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和当年从长安出发，走了整整一年才到达白沙瓦的玄奘是一样的。他在《大唐西域记》中对白沙瓦的记载，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悲伤：“犍陀罗一片荒芜，少有人居，宫城一角有千余户，但是人性恇怯，多信异道，千余所寺庙破落至极，僧无居所，不得不与外道杂处。”公元五世纪北战南征的匈奴人，给白沙瓦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如今塔利班也是猖獗一时，但是在充满暴力、贫困、毒品和恐怖的白沙瓦，那些玄奘亲眼目睹的慈悲、安详、优美的佛菩萨像，让焦虑不安的我一下子平静下来。

白沙瓦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但是因为塔利班占领的缘故，最终我还是没能踏上阿富汗的土地。站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的开伯尔关口，我雇用的保镖一边指着已经成为难民城的阿富汗的哈达，一边对我说：“塔利班占领巴米扬之后，把巴米扬大佛身后的石窟当成兵营和存放军火的仓库，听说他们要毁掉巴米扬大佛，可能是真的。”2002年2月26日，在我离开白沙瓦一年后，塔利班真的将两尊佛像的头颅、胸部、大腿一块块地炸成了碎片。那段时间我常常想到玄奘，他是在巴米扬大佛落成不久后经过的，受到国王隆重欢迎，并有僧人陪他前往境内所有圣地朝拜，包括巴米扬大佛。玄奘记载说：“王城东北山坳，立佛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灿烂。”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巴米扬大佛的记载。现在它们消失了，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甚至更加壮丽庄严。

后来您在印度去过哪些地方，有什么令您难忘的事情吗？

书云：就在我到达印度之前数周，凤凰卫视播放的大型行走系列片《千禧之旅》刚刚走过印度，这个片子的结论是：印度充满极端的贫困、极端的混乱、极端的肮脏，令人无法忍受，堪称人类的悲哀。包括我母亲在内的许多亲友都劝我放弃这段旅程，但我还是决定自己去看一看。

千禧之年伊始，我从巴基斯坦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然后第一站就去了比哈尔邦，这也是我印度之行中最重要的一站——佛陀在这里悟道，在这里讲经布道四十九年，最后又在这里涅槃。玄奘在印度十三年，其中有九年是在比哈尔邦度过的。但是我去的时候恰恰遇上选举，应该说不是选举，而且拼命，暴力、冲突、枪杀，各种手段应有尽有。不过，在佛陀证道的菩提迦耶，朝圣者络绎不绝，我坐在那棵菩提树下，静静地看着这些虔诚的信徒，深受感动，同时也感到，多亏了玄奘的记载，才让这一佛教圣地，在一百多年前，被印度考古局首任局长、英国人康宁汉姆从丛林和废墟当中发掘出来，再次成为朝圣之地。

自从我踏上印度国土以来，无论何时何处，只要我提到玄奘的名字，上至部长下至小学生，人们都会笑脸相迎。我特地请求印度国家考古局局长开的介绍信甚至都没有拿出来过。印度人谈起玄奘就像谈起他们自己的民族英雄。一千四百年后，印度人依然在缅怀玄奘，是因为他帮助印度找回了佛陀、佛教圣地、印度自己的历史，以及它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佛教。

这样一路下来，您有哪些收获，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尤其是在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

书云：当年结束了这段旅程之后，我站在玄奘舍利塔前，回想自己追寻玄奘一年有余，行程万里，感慨万千。这一路下来，我对玄奘的了解从无到有，从虚到实，从历史到现实，深深地感到，“千古一人”不再是一个纸面上的概念，而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苦难一生的姥姥烧香拜佛，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但这并非佛教的全部。用平常心面对生活的苦难烦恼，对自我的完善，才是终身的修行。一路上遇到的善人、善举、善意、善知识，无不让我牢记于心。所以，我最后我起身双掌合十，向奘公默默致谢。

追寻玄奘西行近二十年后，我依然在路上——修行的路上。GMTText-to-speech function is limited to 200 charactersOptions : History : Feedback : Donat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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