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寻根与聚焦
郝 炜
阳飏的新著《走过甘肃大地》，是一本历史文化随笔集，它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历史首先是一种馈赠，而不是一部一成不变的讲义，时刻以崭新姿态完成着和时代、个体的鲜活对话。这本书从另一个角度对甘肃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整合性的解读，没有花架子，不跟风、不高蹈，作者的目的在于尊重本土文化资源，对甘肃大地上发生的过往钩玄，以华夏文明生发的整体视角，进行价值的重估。
这本书结构严谨，文字清通，对于热爱历史文化的读者，是一份难得的精神给养；对于专业研究者，能够旁敲侧击带出一些清晰的思路；对于热衷在甘肃参观旅游的朋友们，这也是一份“纸上文字地图”，予人神游，情不自禁地对八千年浩荡不息的文明长河，滋生出崇敬和膺服。
书中引人入胜的，在于文字的简洁从容，处处节制，字字留白，于无声处听惊雷，带读者穿越时空，追怀迷人风景。作者对于书写的内容，有这样的判断：“再宏阔的历史也是由无数细节所构成的，这也是我们之所以会被某些历史片段一次次感动的原因所在”。真实是一个书写者获得恩惠的必要前提，不凌空虚蹈、哗众取宠，作者精雕细琢的态度，使得这些历史风物、迷人情节，充满立体感，连缀而成人类文明财富的一部分。作者不仅写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还把自己放置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去理解生命，看待生存，怀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兴亡之叹和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在《西峡颂》中，作者对汉代摩崖石刻进行了综述，镜头一收，引出对镌刻其上的隶书“如风吹仙袂飘飘云中”的评价，紧接着带出了“好日子古人今人一样喜欢”，“仇靖写完《西狭颂》，流水飞瀑洗手”的传神之笔，寥寥数语，毫无造作之态，显得极亲昵、妥帖，像一个深得古人之心的朋友一样。这种回到历史现场的书写姿态，写出了关于人的自然拙朴、率意天真的本性。
最精彩处，作者犹如娴熟运用照相机高倍聚焦技术，使一个个历史的局部被逐一放大，让读者获得清晰的感知印象，从而步态从容地进入另一洞天。如在对明长城的西部终点嘉峪关进行解析时，带出了“战争象征什么？血象征什么？”的追思，嘉峪关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军事屏障实体，而成为一种人文精神的高远象征。时间刀刃上飞行的鹰，翅膀抬高天空的野鸽、鸣壁之上好像窃窃私语的秋雁，凡此种种，都成为一种人化的自然，浸透了作者的情思和体悟，让嘉峪关成为穿越历史迷雾的伟大胜迹，超越了符号和语言，战胜了时间和空间。最后，笔锋一转，进行了俯瞰式的收束，作者认为“这是历史的嘉峪关和文人纸上的嘉峪关合而为一的真实的嘉峪关”。是啊，作为实用目的筑就的嘉峪关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是作为人的创造，被充分“文化”了的嘉峪关，它的魅力从未有过分毫消减。这种文化寻根性的反思，选择从蜗角荧光的细节入手，写出了历史温柔的一面，达到了通俗化、平民化的文本效果，更适合现代人的阅读心理。
作者以诗人的敏锐和天真，对重大文化遗产做了个性化的美学导读。他写麦积山石窟，开头就说“这座世界上最大的麦垛，一定是作为大地丰收的标志而存在”。对麦积山进行了由浅入深的类比联想，麦垛到丰收，世界上最大的麦垛到丰收的标志，自然朴实的文本修辞，让读者自觉地完成和麦积山文化地位认识的无缝对接，而又不显得僵滞。接下来有“簪花菩萨纠正一朵花为一个春天，一朵云为一场大雨”的清新脱俗之句。随后又引申出“其实，也许只是那位工匠突然想念起家人，于是，自己孩子的音容笑貌便跃然出现在这尊小沙弥身上了……”这种信手拈来的灵感片段，是和作者“一个个曾经的瞬间才成了值得追忆的永恒”的写作初心相吻合的。读这样的句子，难免使人回到湮远的古代情境，细细揣摩工匠那种在作品即将面世的兴奋、忐忑和能否获得认可的欲罢不能的焦躁感，让我们在轻松、睿智的阅读中，自证了尼采的那句话，生命通过艺术获得了自救。
读书贵启新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本书提供了极有意义的价值范式，促使读者进行深度思考。如何对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如何看待华夏文明的生成和走向？作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核心区，甘肃从古至今，从未停下探索和发现的脚步。
书中大量的描写，在神话传说，街谈巷议，百家纵横，史事考据中，引出了众多地域文化的线索，犹如漫天星斗，从不同方面壮大和修饰着华夏文明，是文化中的原型密码，对于这些连缀因子的书写，促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化源流之间的关系，进行文明的思辨和互证。
叶舒宪在《西部观念——中原人的建构》中提出，西部是华夏民族和文化的双重根脉所在，自古以来，形成了向西游历，寻根问祖式的追叙活动。这体现在中原王朝对周边族群的融合认知中，一次次重复着对于西部的想象和建构，最终，经过时间的力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西部观念。否定了写在纸上的都是纯粹天然的历史论，既然耳闻目睹的有可能都是一种古人的再造和想象，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人不能以更从容的姿态和飞扬的想象进入历史的长廊？
寻找失落的文化记忆，需要行走体验，对散落大地的实物和遗址进行文化关照。一个民族也是从漫长的行走中，刀耕火种、披沥肝胆，方可浴火重生、走向辉煌。仿佛也只有身临其境，才如葛兆光所说，找到了“活着的中国”，发现了“藏着的历史”。我们应当作历史的亲人。
走过甘肃大地，就走过了一个民族瑰丽历史的行踪，获取了一种文明肇始的不竭动力，如何捕捉和定位，对于提高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辨识度和影响力，进一步形成文化凝聚力，都是大有裨益的。
（《走过甘肃大地》，阳飏著，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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