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在时空中的敦煌瑰宝
榆林窟第25窟主室正壁的壁画。吐蕃统治时期绘制。
328窟，失去了供养菩萨的那个空位显得分外刺眼。
1908年，由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带走的文书《劳度叉斗圣变》。画面中表现的是佛陀弟子舍利弗与外道劳度叉都斗法的情景。劳度叉变化出宝山、水牛、宝池等幻象之后，舍利弗即变化出金刚、狮子、香象来降服对方。这段故事出自佛教早期汉译经典《贤愚经》。这一变身降服的故事母题，在欧亚大陆各地都有出现，也是敦煌石窟壁画中经常表现的体裁。
华尔纳从328窟撬走的盛唐半跪式供养菩萨像。这尊优美的彩塑让本来默默无闻的福格美术馆瞬间名声大振。至今这件菩萨像仍是福格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华尔纳从328窟撬走的盛唐半跪式供养菩萨像。这尊优美的彩塑让本来默默无闻的福格美术馆瞬间名声大振。至今这件菩萨像仍是福格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1907年被斯坦因从敦煌带走的唐代印刷本《金刚经》。这部经书引首的精美扉画展现了唐代雕版印刷的高超技术，但它最关键的部分却是在卷尾一段重要的题记：“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咸通九年，即868年。这比欧洲最早的印刷书，印刷于1455年的古腾堡圣经早出近六个世纪。是目前世界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古老的印刷品。1914年，这部经书首次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少人问津，饶富意味的是，在它不远处展示的就是那部在它被发现前顶着最古老印刷书桂冠的古腾堡圣经。
华尔纳从敦煌莫高窟剥走的壁画，右图是220窟壁画中跳舞的伎乐天部分，左图则是329窟的一尊菩萨半身像。尽管华尔纳对外宣称他只剥下了12幅壁画，但常书鸿在1955年发表的《警告霍雷斯·杰尼和他的主子们》中称，“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二四年华尔纳在千佛洞用胶布粘去与损毁的初、盛唐石窟壁画，计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第320、321、323、329、331、335、372各窟壁画二十六方，共计三万二千零六平方公分”。但华尔纳带回美国的壁画却只有十二幅，最大的可能性是其他探险家也偷窃了敦煌的壁画，而这笔账被记在了华尔纳的头上。根据华尔纳自己所述，他曾发现日本人试图用凿子将一些壁画凿下来的痕迹。日本人秋山光和则声称，俄国人鄂登堡来敦煌考察时，剥移壁画十几幅。最早从藏经洞带走文书的斯坦因在第二次来敦煌考察时，王道士告诉他伯希和曾企图割掉一个妖怪的形象。
它为何失去了色彩？
因为它不存在了。
凝视这张照片，你可能会奇怪为何画面的右半部分会是黑白色的。原因很简单，它如今只存在于记忆里。这是榆林窟第25窟主室正壁的壁画。这幅唐代壁画在过去的一千年里成功地逃过了岁月侵蚀的灾劫，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这幅壁画仍然完好无损，张大千、向达、常书鸿都见过它完璧无缺的容颜。直到1949年的某一天，一群士兵突然冲进榆林窟。他们是占领当地的军阀马步芳的手下。由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引起举世瞩目，因此，这位粗犷的军阀希望能在榆林窟复制同一个奇迹，他相信，就在某面墙壁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个装满奇珍异宝的藏经洞。
指引他寻找藏经洞的，不是因缘际会，而是贪婪的野心。贪心驱使下的手段自然也是野蛮的。25窟作为榆林窟最引人瞩目的唐代洞窟之一，自然难逃灾劫。粗暴的士兵砸毁了这幅壁画的右面，从此，它永远地消失了。这幅图片是根据1943年前来榆林窟调查拍摄的摄影师罗寄梅拍下的照片合成的。尽管在图片中，消失的壁画与幸存者再度重逢，但那绚丽的色彩却永远褪去，只剩下令人遗憾的一片黑白。
20世纪的敦煌是一段苦乐交织让人难以言喻的历史。发现带来的狂喜与贪婪造成的苦痛如影随形。每一次对它的打扰在带来欣喜的同时，也会给它带来深深的、无法弥补的伤害。而这一切都开始于1900年6月22日的那个清晨，那个被后世称为“藏经洞”的洞窟在坍塌的扬尘中现身于世。它的发现者，云游敦煌的道士王圆禄在多年后用“天炮响震”来形容这个奇迹般的时刻。由此，敦煌开启了它的命运之门。
此时的中国正焚身于义和拳变的狂热中，混乱与饥荒像瘟疫一样肆虐于这个古老的国度。藏经洞在这个西北偏远之地出现，究竟是缘是劫，仍然难以判定。直到七年后，那位嗅着藏经洞圣洁芬芳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循迹而来，才注定了敦煌未来的命数。
“许许多多的古代写经宝藏等待被发掘，这个念头就像隐秘的磁场一样，把我拽进了藏经洞”。表面上，这位自封的玄奘信徒用虔诚的语言打动了王圆禄，但推动命运之轮转动的却是金钱。当四块马蹄银被塞到道士手里时，满满七箱文书和五箱精美的刺绣、绢画和纸本画作，就装上了斯坦因早已准备好的马车。接踵而至的伯希和，同样险些被沙海般的珍稀文献所淹没，“头十天里，我每天看1000份卷轴，这一定是创了纪录，与一辆时速100英里高速疾驰的车子别无二致”。最后，这位出色的汉学家以五百两白银的打包价格，满载而归。1914年斯坦因再度来访时，他发现昔日那位看上去老实朴实的王道士，已经在频繁的接待和售卖中学会了讨价还价。“我第二次巡礼此地的结果，是带去足足装满五大箱，有六百卷之多的经卷——自然，我又得布施相当数目”。
斯坦因与伯希和之后的每一次造访，这座洞窟都会失去一些东西。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在1911年的深冬来到敦煌，他与大谷光瑞派来的摄影师吉川小一郎在这里相聚，他们共同从藏经洞中取得了六百份经卷。1914年，来自圣彼得堡的考古探险队拜访敦煌，队长鄂登堡不仅购买了王道士手中剩余的藏经洞存货，并且用破坏性极大的砍锯手段剥走了一些壁画。
最后是姗姗来迟的美国人华尔纳。1923年的秋天，他抵达这座“神圣的洞窟”。却遗憾地发现，文书经卷早已被前辈们搜刮一空。于是，他将目光盯上了那些壁画。“整整五天，从早到晚，我都在辛苦的工作，而在这五天晚上，我又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深自责，但第二天又强迫自己去继续工作”，他剥下了十二幅壁画，把它们“安全地用毛毡包裹着平铺在两块木板之间”——他相信自己是在从“当地的铁锹和无知的洞窟彩绘工画笔下拯救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这些珍宝”。他又撬下了一尊唐代的供养菩萨塑像。当他把它装进箱子里时，他把自己的毛毡、羊毛裤和一些不合时宜的羊毛内衣都裹在了塑像上以保证它不会在旅途中遭到损坏。“在返回途中，尽管我没有穿内衣和袜子，但想到它们正担负着另一件更有意义的工作——保护塑像光滑的肌肤和鲜亮的色彩时，我的内心便充满温暖”。
如今，这些离开敦煌故土的文明瑰宝，分散在全世界十三个国家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里。诚然，它们大多数都在专业机构中获得了那个时代最良好的照顾，专业人士的精心修复和托裱，成千上万参观者热切而优雅的目光，专业学者小心谨慎的端详。这一切都比它们留在原地遭受风吹日晒和乱兵愚民的双重威胁的同伴要安全得多。
但它们毕竟远离故土，漂泊他乡。如果你想让它们至少能在眼中相遇，你必须从敦煌出发，前往英、法、德、日、美十数个国家，访问超过三十家博物馆和文化机构。而这趟漫漫旅程，正是这些流离失所的瑰宝在20世纪上半叶的遭际。
物诚然有聚散分合之理，一如佛法中成住坏空的无常之道。但无常之中也有恒常，万物皆空而业不同，在种因得果的业报轮回中，消失的终会重现，分离的必会相遇，劫数过后，仍会再续前缘。
新京报记者李夏恩
感谢敦煌研究院、书格数字古籍图书馆、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图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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