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谈阔论】了解越多,欣赏越多

安徽工人日报 2019-06-03 03:06 大字

“两柄木剑挥舞交斗,相互撞击,发出托托之声。有时相隔良久而无声息,有时撞击之声密如连珠,连绵不绝。

那是在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乡下,三间小屋之前,晒谷场上,一对青年男女手持木剑,正在比试。”

如果我们熟读金庸,记性不差,去沅陵出差时,能想起《连城诀》开篇的这段话,那么这次公干可能会减少些许倦意,增加一点有趣的联想;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和当地人聊天时的谈资,也会为此行羼入文学探寻的明丽色彩。

倘若还记得《倚天屠龙记》里言明“周芷若”得名是由于她“生在湖南芷江”,那么,我们去芷江时,能念叨的就不仅是“沅有芷兮澧有兰”和“芷江受降”了。

几年前,曾去过敦煌,莫高窟的名头虽然振聋发聩,但是看得一天,也就乏了。

但是,近80年前,1941年,一位美术大师,却在敦煌一住就是2年零7个月,临摹了270多张壁画。

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敦煌交通非常不便,物资极其匮乏,缺水,缺柴,缺蔬菜,莫高窟也多被尘沙填塞,而那位美术大师已是人到中年,40岁出头。

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南岛时,曾给人写信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大率皆无耳。”那时的莫高窟也是如此。如果现在依然是这样的条件,莫高窟是绝对不会游客如织的。

但在抗日的烽火中,这位美术大师前脚刚刚离开,另一位年轻画师后脚就马上又踏进了这块不毛之地和艺术圣地,他也在莫高窟临摹了2年壁画。

前一位大师就是“东方的毕加索”张大千先生,而后一位则是1952年绘制了油画《开国大典》的董希文先生。

为什么我看不出什么门道,而这两位画家则乐此不疲、乐而忘返呢?是什么吸引并吸附住了他们呢?

是他们对莫高窟壁画的了解。

大部分人都只注意欣赏壁画上的佛像,但张大千却说上面的“供养人”更值得研究,原因很简单,佛像大多是绘画者根据经文想象画出的,供养人则极可能是画匠看着供养人照实绘下的,即使不是看着供养人本人画的,其服饰则必然是当时人穿戴的样子,所以更加生动、逼真。

张大千在去莫高窟之前,早已研究过历代名家的画作,但是他看到壁画后,发现这些壁画虽然出自画匠之手,但是却没有丝毫俗气、浮气、匠气,在用笔上并不输于顾恺之、吴道子,更超过他的老师曾熙。

张大千还知道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偷窃壁画的勾当,知道他们借助窃取的壁画在国际上获得的名声。他来到莫高窟,看到牧人在洞窟内烧火取暖,见到牛羊在洞窟间拉屎拉尿,就更加体会到文物保护的迫在眉睫。

张大千去莫高窟之前是有积累的,他有备而去,因此他在敦煌看到的就不是一个个昏暗的石洞,一张张快要剥落的旧画,而是色彩的搭配、笔法的运用甚至画纸与颜料的制作,想到的是壁画的艺术价值与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正因为他看到一张壁画就洞悉了其中的无数精妙,所以他希望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临摹,也就不以为苦,真正的乐不思蜀了——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

下次,待我们看过张大千的传记和关于他的回忆录,如果再去莫高窟,看到“C”开头的张氏洞窟编号,想起他带着儿子和学生曾在千佛洞内无数次爬上爬下、尘沙未清理完时爬进爬出,想起他左手提灯,右手绘画,想起于右任去看望他,他向于右任呼吁莫高窟要由政府管起来,想起他说的“壁画中的佛像肃穆端庄,菩萨慈祥可亲,飞天秀丽活泼,天王、力士威武雄壮。肃穆端庄不是呆板,秀丽活泼不是轻飘,威武雄壮不是凶恶”,想起他为了筹集在莫高窟的生活费用,不断变卖以前收藏的明清名画和自己的得意之作,想起他壮年入敦煌,出敦煌时鬓已星星,或许,我们在欣赏壁画时就会兴致盎然,而不是意兴阑珊。

倘若我们翻阅过李辉的《入土为安》,再去拜谒位于庐山植物园的陈寅恪墓;读过《从秘书到宰相》,再去参观“六尺巷”;读过《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再去游览费城;读过《莎士比亚全集》,再去斯特拉特福,那么,我们的目的将不只是“打卡”,我们的脚步也将不会匆忙,我们或许会停下来、住下来,慢慢细细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会尝试去发现、辨别前贤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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