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都竹枝 竹枝词中的民俗万象
谢天开 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连载02
成都城区竹枝词
一扬二益古名都
“扬一益二”之说最早出自于唐代政治家兼经济地理学家李吉甫。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叙述：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即在中晚唐时期，天下城市扬州第一，成都第二。
在行政级别上，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升蜀郡为成都府，并号“南京”。府辖成都、华阳、新都、新繁、犀浦、双流、广都、郫、温江、灵池十县。当时虽说太子李亨已在灵武自取帝位号唐肃宗，而尚在成都的唐玄宗被尊为“上皇”，这让成都成为了实际上的唐朝陪都。诗仙李白有《上皇西巡南京》（十首）专门记述此段历史。其中名句：“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现代成都作家李劼人《成都历史沿革》叙述：
成都在唐宋二朝都是中国西南部一个大都会。当时全国最富庶繁荣的，一是扬州，一是成都。尤其在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公元七一三年到公元七五五年），所谓天下四大名城（长安，成都，扬州，敦煌），成都便居第二。成都恰又处在当时首都长安之南，故在李隆基逃避安禄山之乱，迁居在成都时，还一度将成都改称为南京。
在农耕社会，一座城市繁荣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口。唐代的成都城究竟有多少户人家？诗史杜甫于《水槛遣心二首》里对成都人家，在比较城区与所居草堂时记述：
城中十万户，此地二三家。
——[唐]杜甫《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中唐女诗人薛涛也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向新任成都尹，领剑南西川节度使王播的“上帅”诗时说：
手持云篆题新榜，十万人家春日长。
——[唐]薛涛《上王尚书》
杜甫与薛涛都一致明确了当时成都城市人口户数为“十万人家”，可为今天推测唐时成都人口作为依据。今天学者在《成都通史·大事记》记述：唐贞观十三年（639年）成都人口达11.7万户，74万余口，仅次于国都长安，成为全国人口居第二位的城市。
蓉城
“四十里城花作郭”，对于清代的成都城市风貌与面积，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注者三峨樵子记述道：“前人诗多用四十城语。按《通志》省城周二十二里三分，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南北相距七里七分。康熙初张巡抚重修，雍正五年（1727年）宪巡抚继修，又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李总督增修，同时查藩台创修城中石街，禁车入城，城工完后，制台令郭外重载芙蓉。”
“芙蓉围绕几千株”，这里的芙蓉，指成都的木芙蓉。
成都花农说，木芙蓉花贱得很，生命力旺盛。每年清明前后，折上三、五寸枝条，插入泥土即活，不出二、三年，就二、三丈高了，蔚然成林。
成都芙蓉树花也有倾国倾城的光景。那是距今一千多年的五代十国的孟昶后蜀。孟昶为了自己的爱妃花蕊夫人颁发诏令：在成都“城头尽种芙蓉，秋间盛开，蔚若锦绣。帝语‘群臣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成都，整整一座城市在那个动荡不安岁月里，为天下幽静的花城了。
以致千年以后的今日成都，也没有超过当时的城市绿化景观：灿若云阵姹紫嫣红的芙蓉树高列城墙之上，所形成的空间序列与丰富景观层次，形态的生动、色彩的斑斓和蓬勃生机都是极具审美价值的。
成都别号蓉城自此而始。“芙蓉城”自五代之后，成为了历代成都人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表面虽说是对于历史的重现，是对于过去的传递，而实际上恰恰是成都人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一方式，一种对于自身城市的守望，彰显着一种认同的重量。
对于象征着成都城市风貌的木芙蓉树，在不断地毁与种之间，在城市文化的断与续之间，彰显着成都人对于自己城市文化名片的确定与认同。
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芙蓉树被定为成都市市花。芙蓉花千年后依旧酡颜三变，举城尽是，灿烂金秋。
“城市不单单是物质或生活空间，还是想象和再现的空间。”
成都自后蜀孟昶在城墙上头广植木芙蓉树，并成为城市的文字记忆后，就为成都的景观建构出一种绮丽的想象。这样的记忆塑造了成都，成都因此有了一个美名“蓉城”。
至清初重建成都大城时，这样记忆与想象又被重新激活，于是新成都人又重新将孟昶时代空间记忆，变为现实的景观，不过不到一百年，在光绪年间时，成都城墙上的芙蓉花又凋谢了，这是历史的轮回，还是历史的流逝？
如今成都又将芙蓉花命名为市花，并在街头巷尾普遍种植。成都作为蓉城，似乎又复活了，现实的“蓉城”与记忆的“蓉城”，还有想象的“蓉城”，让成都人萦绕心怀，大而化之而成为了一种身份文化。
三座城成一座城
本是“芙蓉城”一座，“蓉城”以内请分明。
“满城”又共“皇城”在，三座城成一座城。
——[清]吴好山《成都竹枝辞》（九十五首）
清代成都城区空间地理，一分为三：成都大城；大城中心环抱“皇城”——明代蜀王城；其西边为少城——满城；清代的成都借用大城西边城墙，并另沿西大街、东城根街、半边桥街，君平街、小南街一线筑其北东南三方城墙，形成了“三座城成一座城”的大格局。
东西南北一城环，四大条街对四关。
十字分开详细算，东华门是最中间。
——[清]吴好山《成都竹枝辞》（九十五首）
成都旧称“龟城”，其形势呈椭圆形。东西南北四大街贯通四门。城中心为皇城。倘若用“十字”划分，东华门正好在城中心。
“龟城”源于传说张仪筑成都城，并称成都城为“张仪城”，又传说张仪筑城之初，屡颓不立，有大龟从江中出，周行旋步，仪循其迹，城乃得坚。
四川学者刘琳说：张仪筑城说为附会，主持筑成都城者应为张若，成都秦城分为太城与少城。
清人周询《芙蓉话旧录》，则详尽记述了清代的成都城池的历史、重建情况：
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灭开明氏，筑成都城，是为成都有城之始。其城周十二里，高七丈，又于大城西筑子城，《蜀都赋》所谓少城也。历汉、晋、唐、宋，虽经修葺，然旧规未改，至明崇祯末而全圮。清康熙初，巡抚张德地始兴修，周二十二里三分。乾隆四十八年，总督福安康复请币六十万两，彻底重修，周二十二里八分，共四千一百二十二丈六尺，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垛口八千一百二十二，城根石条三层，砖八十一层，即今日之城垣也。门旧为四，东曰“迎晖”、南曰“江桥”、西曰“清远”、北曰“大安”。
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成都城池，可以视作为秦陇文化圈与巴蜀文化圈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而清代的成都城池，又在此基础上，完成北方文化圈与巴蜀文化圈的交流融合。
（下篇讲竹枝词中成都的城市格局）
新闻推荐
本报讯近日，聊城大学副教授丛振多年潜心研究撰作的《敦煌游艺文化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敦煌游艺文...
敦煌新闻，故乡情，家乡事！不思量，自难忘，梦里不知身是客，魂牵梦萦故乡情。敦煌，是陪我们行走一生的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