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小军艺术是一场虔诚的修行
■人物简介
亢小军，1989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现任甘肃敦煌中国画院副院长，甘肃省青年美术家协会理事，兰州青少年书画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画作品《旷野》荣获2014年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举办的“甘肃省美术教师作品展”一等奖；油画作品《阴影下的墙》荣获2011年庆祝建党90周年甘肃省青年美术作品展二等奖；2015年8月6日应邀参加“绚丽甘肃”甘肃著名艺术家美国巡展以及在美国俄亥俄州曾斯维尔美术馆表演中国画；2016年7月应邀参加日本广岛《中日美术家作品联展》；2017年9月15日参加第二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博会·全国书画名家兰州展暨甘肃文化艺术发展研讨会；著有三部专著。
无论何时，艺术家的成就都和他个人的经历与性格密不可分，像亢小军的身上就蕴藏着一种十分独立的艺术气质，正是这种气质令他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
“直到今天才意识到，画画就是艺术家的一种生活方式，画画更是艺术家追求幸福的一种方式。”亢小军说：“艺术家必须有一个安放自己灵魂的地方，人们把它叫做精神家园。是为了心安而追求；也许它就像宗教一样。对艺术家来说，对艺术的追求，既需要像对宗教一样的虔诚，也需要一种修行。这就是获得幸福的最佳方式。这就是目前我对自己喜欢画画的理解了。”
“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整天就在各科的作业本上胡涂乱画。给各个课本上做实验的双手添上人，给课本中的人物，都添上环境或者道具。”愉悦的交谈中，他的思绪渐渐回到了学生时代。“后来这一切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家访的时候，要求家长给我配上专业的图画本。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可能和其他同学有点不一样。”
大概在他12岁上初一的时候，便开始自己临摹刘继酉的连环画《三打白骨精》。那时在亢小军的眼里，孙悟空就是最帅、最酷和最有能耐的偶像，当然那也一定是最美的男性。而白骨精则是他心中认为长得最美、最好看的女人。也许，这就算是最初用中国画的线条来画出的人物，并且他还会再给笔下的人物杜撰上色彩。
“上大学的时候，我疯狂的喜欢上了油画，以及西方的哲学和美学。”亢小军告诉记者：“当时恰逢80年代的文艺思潮，正是文化艺术界绽放出金子一般光彩的岁月，而西方文艺思潮深深地影响了我。从萨特那里，懂得了人是自由的；从尼采在那里，知道了人是可以通过意志来主宰自己的；从弗洛伊德那里，知道了精神活动和潜意识对文艺创作的影响；从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那里，知道了‘人应当诗意地栖居\’。当然，这里的‘诗\’，不是文学意义上的诗，而是哲学意义上的诗。这一切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
年龄大了以后，亢小军又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尤其是老庄哲学，这也算是一种从心灵到灵魂的回归。
“中国儒家是入世哲学，很现实很功利，它算是一种成功学。”他说：“自己渐渐发现在这方面我很迟钝很麻木，从世俗角度讲，我也不是一个成功者。但我又觉得，活的真实也许比活的‘成功\’更让我心安理得一些。在我们成长的许多时期里，许多人都在要求‘进步\’，活成‘标配\’的生活，而我却常常放弃‘进步\’。因为，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向内找寻自我的人，是一个真正坚守内心的人。”
再后来，亢小军发现自己根本不像那些成功者们善于左右逢源、见风使舵。这样在现实当中往往也很被动。老庄的哲学是出世哲学，尤其是庄子，是形而上学的，通俗的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所以这种哲学很适合他，也因此被他很容易的便领会到了精髓。
“当然也有人把老庄哲学看作是很消极的遁世哲学。”对此亢小军认为，他们和西方二十世纪的哲学大师们却有着共同之处：形而上——关注人性，人的独立和人的自由以及人的灵魂及其归宿。
也许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中年以后亢小军开始画中国写意人物画，更多关心的是人生存的状态以及人性的丰富复杂性，当然也更在乎自己内心的丰富性以及复杂性。在这个过程中，他从《诗经》、《离骚》以及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诸多先贤那里丰富了自己的人文情怀，更从传统的文化里滋养出了悲天悯人的情怀。
他说：“虽然几千年的文化对人性又有了相当的异化。但在我的感觉里，人性总是那么温暖，尤其对那些弱势的，甚至被边缘化的小人物，我常常被深深地感动。也许是因为自己也一直处于一个弱势地位的原因吧。”
亢小军表示：“喜欢中国文化并选择中国写意人物画是一脉相承的。这再不需要任何解释。我甚至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己身体里就有着笔墨的基因。也就是说，我画中国画感觉更接地气些。尤其画中国写意人物画，从我的性格来讲，更倾向于放达与自由，而中国写意人物画可以提供我这么一个平台，让我尽情地挥洒情感。”
亢小军大约两岁左右就到了甘南藏区，生活在了迭部县有如童话般的原始森林的世界里。童年时看到的一切都是新鲜而令人激动的，白天仰望虎头山的巍峨雄姿和映衬着它的蓝天上变化无穷的白云；夜晚头枕虎头山耳畔聆听着白龙江滔滔不绝的哗哗江水声入眠，呼吸着原始森林清晰的空气，饱览着无限的自然美景。
“这一切的一切都滋养了我幼小的心灵，让我快乐地度过了如诗如画童话般的幸福童年。”说到这里，亢小军的脸上流露出了十分惬意的笑容：“少年时代来到了甘南州合作市，天天看到藏族牧民来来往往，看到了更多的牦牛、羊群、牧马以及藏獒，这一切都是新鲜和令人激动的。此外，还能够近距离的与藏族牧民一起喝奶茶、吃糌粑，这使我最早体会到了他们的质朴和强悍。”
大概是在2013年拉卜楞寺院晒佛节大会前的黎明，因为要赶早看藏族牧民赶往寺院的情形，亢小军必须一大早就起床前往寺院。行至半道上，看到了在寒风中相依相偎的两位老人，他们的面前摆放着早就准备好的方便面以及一些小零食，期待着能换回一点收入。“那种震撼，至今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表达。我用相机记录下了那一刻的情景，根据它创作了《北风寒》。当然，再次踏上这片故土到藏区去采风，处处还是充满着鲜活和时时的感动。”他感慨地说。
从作画风格和艺术追求上来讲，亢小军更喜欢用写实的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生动感人的生活，在“徐蒋模式”的基础上尽量以新的笔墨表现出新时代人物的精神风貌。
“中国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积淀，成就最高的，是宋代的花鸟和元代的山水，而中国写意人物画在传统中国画当中是一块短板。”亢小军分享了自己对中国画的认识和理解：“上世纪初徐悲鸿，蒋兆和用西方绘画的方法改造了中国画写意人物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产生了众多的写意人物画大师。虽然他们有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中国写意人物画仍然有着提升的空间。但是，期间面临的困难也是很多，比如中国画古代的画论多数都是针对山水画和花鸟画而言的，这导致许多的绘画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写意人物画，这便要求画家既要很好的继承传统，更要大胆的有所思考并有所创造。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写意人物画画家在这个时代都是幸运的，不像我们的书法、花鸟、山水画那么难于超越古人。这一切就是风格形成的基础。”
“关于技巧，过多的技巧会让人看了很累，甚至在作品上会产生一定的匠气。”他说：“大师们往往强调返璞归真，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不拒绝使用。比如说每一个儿童都是天生的大师，他们的作品是那样的纯粹，那种就随性随意性甚至带来一定的潜意识的实验性和先验性，这更接近艺术的本质。但儿童画永远不能成为经典之作，因为它的过分率真和随意，所以一定比例的技术是艺术必要的手段，当然也更不能排除精湛的艺术技巧。”
也正因为此，亢小军从学画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都在锤炼自己的艺术技巧。
“通常大家也把这叫做基本功，这是科班出身学院派的一个优势。”他告诉记者：“大学里我学的是西画，并且系统地了解了中外美术史。从基本功方面讲，绘画的构图、体面、线条，明暗、光线、结构，解剖、质感、量感等等，都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训练和积累，而油画布和油彩的历代改进，也为我们成年累月的去完成一幅作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西画材料的先进性，不是让你用去涂鸦的，成年累月的去画一幅作品，没有一定的技术支持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而且表达的准确性也能给人带来难以替代的快感。”
“当我开始进行中国画创作后换了绘画材料，但这种观念依然影响着我，使我很希望用较多的技术来丰富我的画面艺术语言。”亢小军说：“所以，风格的形成，技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而技术的训练则是为了最终自由的表达。而艺术感的纯粹性，也许是画家天生带来的。就像宋人所谓‘天命之为性\’，又说‘性理之为道。\’”
他极为认真地表示：“一个人的才性只有落实到‘道\’的层面才是终极。所以，一定的艺术技巧能够将这种纯粹性升华甚至将这种纯粹性锻造成经典，而毫无技巧支持的作品，最终往往会陷于乏味空洞的感情宣泄，甚至出现表意的模糊。技术层面的内容很多，比如造型、线条、明暗、色彩、结构、解剖等等。有了这一技术层面的东西，才能使笔墨构成具备‘尽精微、致广大\’的道的特征，才能完成文以载道的追求。”
□兰州日报全媒体首席记者李超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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