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史里的“超连”史
□徐坚
将近20年前的世纪之交，网络技术已经露出峥嵘之角，这一新技术可能给信息交流乃至社会文化带来的变化既令人憧憬，又夹杂着不确定性。术语“超连”就这样应运而生。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借用“超连”作为主题词，提出新方法和新公众议题。但这实际上是博物馆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从真正意义的博物馆出现以来，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寻找公众、联系公众和代言公众就是博物馆的首要职责。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进程中，近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的种种改进和变革，几乎无一不是围绕这个主题；未来的博物馆还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也就是说，这并非简单的技术带来变化的问题，博物馆人的回答自然也不应被花哨的技术表面迷惑，而是一如既往地深究博物馆对于公众的意义。
如果站在宏观历史的高度，我们会发现，博物馆史就是“超连”史。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中期，牛津阿什摩林博物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的相继开放揭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事业的帷幕。博物馆诞生之前，不同的伟大文明传统中不乏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和历史收藏，但无一不是服务于一家一姓的私宝，而博物馆则拥有此前从未有过的角色和任务。作为社会文化机制，博物馆的诞生没法简化到一条昨非今是的时间界限，相反，它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哪怕是看起来最细枝末节、波澜不惊的改进，都有可能是博物馆迈向更多“连接”的努力。三个世纪以来的博物馆史就是博物馆不断地打破自身禁锢，拆除门槛，“连接”更多人群的历史。最早的大英博物馆仅仅面向举止得体的绅士开放，数道门禁几次三番地盘问，确定访客的“得体”身份后才能准予入内。19世纪初，普兰塔执掌大英博物馆后，才逐步取消身份检查。其他的人群——年轻的学生、劳工、女性，也是更晚才次第获得进入博物馆的平等权利。免费政策拆除了公共博物馆在可接触性上的最后一道障碍。
与拆除森严壁垒相映成趣的是，三个世纪以来，博物馆也通过添加和扩展的手段，主动实现更多“连接”。添加无障碍通道，是为了更好地“连接”行动不便者。开放时间的延长，甚至很多博物馆已经定期实施的博物馆之夜，是为了更好地“连接”朝九晚五的全职工作者。机场博物馆、车站博物馆和移动博物馆的设置，是为了更好地“连接”受到地理限制的潜在受众。
“超连”时代的博物馆也许会带来令人炫目甚至始料不及的变化，但本质上却是博物馆公共传统的延续。“超连”术语创造之时，博物馆人意识到网络和数字技术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造就无远弗届和永不落幕的博物馆。将近一个世纪前，当梅原末治和陈梦家搜寻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时，即使在获得古董商和收藏家不可或缺的支持下，仍然不得不舟车劳顿地挨家挨户登门拜访。而现在，这一切都可以端坐家中点击鼠标实现。3D扫描技术不仅解决了诸如敦煌、庞贝、查科等遗址博物馆在保护和开放之间的两难问题，也使观众可以清晰地放大、旋转展陈品，享受身处展厅之中的游客无法享受的便利。“超连”术语创造之时，即使是最具前瞻性的技术人士，也无法清晰预见到移动端应用如何改变今天的社会。正是通过移动应用，博物馆极大地拓展了自身的受众范畴。尤其是在中国，博物馆公众号的流行，大量年轻面孔涌现在博物馆就是明证。
然而，如果将博物馆的“超连”仅仅理解成新技术带来的新场域和新公众，则未免低估了博物馆人的连接观。博物馆的“超连”并不是技术的结果，相反，是技术的推手。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博物馆运动中，如果没有心系更多公众，就不会出现全新的“连接”技术。这样，面对每一次技术性“超连”机会时，博物馆人就会本能地注意到“超连”背后的“不连”。技术层面上，“超连”越有力，就越强烈地抑制了无法连接的群体。因此，“超连”的价值是提醒我们不仅要关注聚光灯下，更要关注照射不到的暗角。博物馆里设置了供行动不便的观众出入的坡道，那么，其他不便的观众该如何连接起来？博物馆是否考虑过视障甚至色弱者？盲人是否就应该预置性地排除在博物馆之外？这成为多家博物馆近期尝试努力的方向。在移动端应用大行其道的今天，该如何连接那些不会使用和无法使用的人们？数年前，有爱心组织对那些不会网上购票，甚至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的返乡民工施以援手，成为寒冬腊月里最温暖的亮色。“超连”时代，同样的问题也在考问博物馆人的心智和公允。
对于博物馆人而言，“连接”问题是“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因势利导，更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于承担。（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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