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进入国际视野的成都

成都日报 2018-04-15 02:53 大字

成都与世界4

优越的自然禀赋，无穷的物质和文化创造力，使成都无论在远至先秦还是近到今天，都是中国版图上一个耀眼的城市！

在古代，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早在秦汉以前就已经开通，并成为古代中国内地与东南亚、南亚等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汉武帝打通北方丝绸之路后，成都又是北丝路的主要商品供给地。南北朝时期，战乱使北丝路河西走廊交通中断，以成都为起点，经川西北草原进入甘南、青海然后转入西域的“河南道”，成为新的丝绸之路，使中国与亚欧各国的贸易一直未曾中断。成都因之成为中国三大经济带的交会点和交通、经济枢纽，由此推动了成都在先秦、汉和唐宋时期的三次崛起。

成都不仅在经济上与世界相通，在文化上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世界，茶文化、因文翁而起的文官制、三国文化、南音，第一张纸币“交子”……这些通过陆路、海路，传播到欧洲、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地。可以说，虽然身处中国内陆腹地，但成都在历史长河中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面向国际的开放城市。

进入新时代，成都在世界版图上再次崛起的步伐越来越快。瞄准确立的“三步走”战略目标，成都又开启了发展的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成都，必将实现宏伟蓝图。

成都与世界自古以来就有着频繁的交流，汉代画像石、陶器上每每能看到胡人形象，比如胡人吹箫俑，德阳塔梁子壁画墓中也有胡人跳舞形象；作为成都与丝绸之路的重要证据，蒲江飞仙阁摩崖石刻，也能看到胡人形象；马可·波罗则把成都带给了世界，在他的游记中，留下了对这座繁华城市的记载。

印度国王来到崇州

《南史·裴松之传》说：“时西北远边，有白题及滑国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裴）子野（松之）云：汉靳阳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曰：白题，胡名也。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也。”据此资料，就可知唐代的白国，即刘宋时的白题，在新疆西部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滑国与之邻近，故两国使者同行，到南朝来朝贡，辗转进入巴蜀。

在这一外来入蜀者的谱系里，还有一位国王来到了成都。

善无思禅师，出生于东印度乌茶国（在今印度奥里萨邦北部一带）。本名婆揭罗僧诃，略作输波迦罗（公元637—735年），原籍中印度摩揭陀国（Magadha，在今比哈尔南部) 。为剎帝利种姓，相传为释迦牟尼佛季父甘露饭王第五十五代孙（一说五十二代孙）。13岁嗣王位，18岁舍位出家，到中印度受具足戒，遍学三藏，并拜那烂陀寺“掌定门之秘钥，佩如来之密印”之达磨鞠多为师，专学密藏，究习事行二部，得到胎藏密法的真传。后来游学各国，破斥外道，于是“名震五天，尊为称首”。

也就是说，善无思曾经是中印度乌茶国的国王。公元656年，善无思自东印度乌茶国至中印度摩揭陀国受具足戒出家，不久拜那烂陀寺达磨鞠多为师，登坛灌顶，受学《大日经》及其胎藏密法，并广学显密经论，“发三乘之藏，究诸部之宗”。公元716年，善无思随兄善无畏来到大唐长安。他们至北印度境内，名声已传到长安，唐中宗派使者到玉门关迎接，奉诏于长安西明寺菩提院译经。因善无思博学多才，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唐玄宗封其为“国师”。

天宝十四年发生安史之乱，善无思随唐玄宗入川避祸，后来到凤栖山长乐寺修行并任住持。数年后，在善无思的主持下重修了常乐寺。公元769年，善无思在长乐寺圆寂，其灵塔至今保存完好。

东晋以来，由于战火频仍，致使道路阻绝，域外及国内高僧多以蜀地为通道，因此四川成为佛教的一大中转站。“刘宋时，有长乐沙门道汪，由庐山经梁州入蜀。南齐恭王延兴元年(494年) ，有高、何二僧自明州象山入蜀，止于临邛四明山，建鹤林寺。梁武帝时，建康僧人慧韶入蜀，止于成都龙渊寺，讲论开导如川流。”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地区以凉州为中心，佛教盛行。因此，凉州、敦煌乃至西域的僧人，亦相继入蜀。

学者文术丽在《成都佛教文化旅游发展研究》当中指出，宋文帝元嘉十四年，从天竺学成归来的智猛，由凉州入蜀。元嘉末年，卒于成都。其后，又有敦煌僧人道法来到成都，先后担任兴乐、香积二寺主。宋后废帝元徽二年，卒于成都。外来的僧人在虔诚的宗教信仰的支撑下，不辞辛劳、不远万里来到巴蜀地区弘扬佛法，从而使佛教在四川的影响不断地扩大。自晋以来，已有不少四川人出家为僧侣。东晋时，四川郫县的释道生，年少出家，以苦行著称，后为三贤寺主。尼释昙辉，成都女子，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从外国禅师要良耶舍之劝，出家为尼，是四川地区最早见诸记载的女尼。

飞仙阁波斯商人

南方丝绸之路在西汉时称为“蜀身（yuan）毒道”，它起于成都，止于天竺。其线路由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组合而成。其中灵关道的线路为：成都-邛崃(古临邛)-雅安-荥经-汉源-西昌-云南大姚-大理。蒲江至今仍保存着一段完好的古道，这条古道恰与南方丝绸之路部分重合。

美国学者安吉娜·福可·霍华德在《蒲江飞仙阁造像》一文中指出：“蒲江的宝冠佛及其宝座源自波罗模式。印度造像到达四川，通过缅甸和云南……四川工匠用自己的理解来处理外国模式，以便适应本地的口味，四川艺术在接受外来影响方面，从未成为被动的镜子。”

位于成都蒲江县的飞仙阁摩崖造像群之中，有几尊胡人雕塑十分突出，体现出胡人在西南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对研究古代中外文化和艺术交流来说十分重要。

第9号龛造于武周时期。武则天对佛教大力推崇，武周时期的佛寺兴建频繁。平顶正方形，窟高、宽、深皆为2.70米，共造像38尊。石窟外，两力士侧就有两尊胡人造像。一尊高1.25米，肩宽0.3米，其目深高鼻，络腮胡卷发，眼圆大而目光炯炯，穿西亚式短袍，右臂肩部衣服还有兽头装饰，右手好像还抓着一本书。另外一个胡人手托一长瓶作觐俸状，面带友善的微笑，赫然是典型的波斯人形象。

李商隐《杂纂集》里，有“不相称”条，“不相称：先生不甚识字。贫斥使人。穷波斯。不解饮弟子。瘦人相扑。社长乘凉轿。瘦杂职。病医人。老翁入娼家。屠家念经。肥大新妇。”《杂纂集》列举“瘦人相扑”、“屠家念经”、“先生不识字”等其人与其行事不相合的现象，“穷波斯”为其中一项，因波斯商人多富有，如果波斯人又穷，则实为不相称。从飞仙阁摩崖造像中胡人造像来看，完全佐证了波斯人的财大气粗。

据蒲江文史专家介绍，此像为唐代来华经商的波斯商人捐资塑造。美国纽约大学安吉拉·F·霍伍德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来飞仙阁考察后，在他所著《四川蒲江佛教塑像》中，他把胡人塑像称作“西方来的波斯商人”。并解释道：“聪明的蒲江雕刻技师在仿造外国人模式时，融入了本地人的审美情趣，不顾雕刻肖像规则，而做出像外国商人模样的天神。”

石匠不可能如此想当然而为。我推测当时的情况应是：由西南丝路出入成都的波斯商人，经过飞仙阁时，见到石匠正在凿洞镌刻佛像，一时性起，决定自己出资资助当地弘扬佛法，顺便也请石匠把自己作为“陪像”雕刻在门前，这也成为“富波斯”在西南丝路上的一个历史性造像。

大唐盛世政治、文化较为开明，对各派宗教的并存发展宽松包容，从而形成各种宗教、教派间相互交融、共同互补。如此设像布局，打破了清规，包涵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成为那个时代兼容并包文化的佐证。

同样，9号龛的释迦牟尼宝座为金翅鸟、童子骑兽像，壁上高浮雕印度佛教护法神天龙八部，也充分表现了古代中国与印度文化、艺术的融汇，此龛全图载入了《中国美术全集》和美国《亚洲艺术档案》，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马可·波罗眼中的成都

元朝铁骑劲扫亚欧、所向披靡。但其入川时却遭到了四川军民长达五十余年的抵抗，数十座崛起于大江要津的“宋城”，诉说着这一段悲壮的历史。蒙文通先生在《古地甄微》里指出，元军曾“五破成都，而嘉定、渝、泸各三四破。”另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元军攻破成都城后，元朝官方公布的清点成都城中的尸体达120万具……元初成都人口户数，只及宋代的5%，四川上贡的粮食仅占当时全国的0.96%。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成都恢复了它昔日的荣光吗？

马可·波罗是有史料记载的最早到达成都、最早记录成都的最为著名的外国人。

关于马可·波罗到达和离开成都的时间，目前还只能就所见资料予以推测。据马可·波罗自述，他是经过成都，要去云南执行忽必烈的使命。马可·波罗从元大都（今北京）出发，经西安、成都、大理南下，最远到达了缅国都城。马可·波罗在谈到西安时说：“现在这座城市是在大汗的儿子忙哥刺管轶之下。”忙哥刺为忽必烈第三子，于至元九年(1272年)十月被封为“安西王”，出镇长安（西安）。至元十四年（1277年）冬季，忙哥刺奉诏北伐平乱。到至元十五年 (1278年），忙哥刺凯旋返回长安，于当年十一月去世。据马可·波罗自述，他从西安到成都用了两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马可·波罗经过西安时，忙哥刺尚在世，那么他到达成都的时间，不能晚于至元十六年正月，即公元1279年年初。基本可以判定的是，马可·波罗到达和离开成都的时间，应大致在1279—1280年之间。

威尼斯人记载说：“穿山越岭，走过二十个驿站之后，来到了蛮子省境内的一片平川，那里有一个名叫成都府的地区。它的省城是一座壮丽的大城，也使用同一名称。”

马可·波罗一行经过几十天的艰难跋涉，连绵不尽的秦岭山脉使他感到疲倦和绝望。而就在此刻奇迹出现了。他闯入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更重要的是，在这平原的深处，静卧着一座富丽繁华的都城——成都。徜徉街头巷尾，马可·波罗看见大小的河流在街旁交汇，河中是往返穿梭的木船，桥上是川流不息的人群。

“这座城市大小河川都发源于远处的高山，河水从不同的方向围绕并穿过这座大城，供给城市必需的用水。有些河川宽达八百米。有些则宽二百米，而且都很深。大川细流和城下各条支流合成一条大江，东流入海。完成全线航行要一百天左右的时间。沿河两畔有着许多市镇和要塞，河中船舶舟楫如蚁，运载着大宗的商品，来往于这个城市。”

这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最让我们熟悉的描述,这分明是对锦江的生动描述。《游记》里记录的一切：小桥、流水、人家，蜀地雾气弥散，让马可·波罗怀想起万里之外的家乡威尼斯。“感谢上帝！”马可·波罗大发感叹：“在走过这么多险要的路程之后，让我见到一个水城，见到几丝与故乡相似的景象。”

“内有一座大桥横跨其中的一条河上。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两边各有一排大理石桥柱,支撑着桥顶。桥顶是木质结构，装饰着红色的图画，上面还铺有瓦片。整个桥面上排列着工整的房间和铺子，经营各种生意。其中有一幢较大的建筑物，是税官吏的住房。凡经过这座桥的人都要交纳一种通行税。”

他对锦江河道宽窄的描述，也大体符合江水涨落的实情；成都顺江通达东海的路途，描述大致准确；锦官驿就在廊桥正对的北岸上，纺织品税收在他眼里成为了“通行税”。如今的安顺廊桥是三孔仿古石拱桥，虽没有大理石的柱子，但依稀可以想象，那座元朝的雄伟“大桥”，不但是贸易往来、税收的集散地，而且是出入成都的要津之一。

这些非虚构实录，有力见证了马可·波罗亲眼目睹的成都城生机勃勃的市容。

自马可·波罗之后有更多的欧洲人，出现在天府之国的地域。1328年，意大利传教士和德理；1618年，葡萄牙人传汛际；1640年，意大利人利类思到四川成都传教；第二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的后人安文思来到成都协助利类思，后来这两人出任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天学国师”；1702年，意大利传教士毕天祥、穆天池等再次入川……

1378年，成都重新以青砖、长条石筑城，周围22里，城墙高3丈4尺，西至同仁路，北到北大街，南到新南门，东到天仙桥北街、南街。城市东西距离九里三分，南北距离七里七分，所以旧时的成都流传一句话，就叫“穿城九里三”。

蒋蓝/撰文甘霖江聪/摄影

半岛全媒体记者刘红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半岛国旅联合笑夕阳号推出了历时15天的丝路之旅援疆专列。途经宁夏、内蒙古、甘肃敦煌、张掖、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阿勒泰喀纳斯...

敦煌新闻，讲述家乡的故事。有观点、有态度，接地气的实时新闻，传播敦煌市正能量。看家乡事，品故乡情。家的声音，天涯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