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融贯古今,超于象外
2月6日凌晨,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在香港辞世,享年101岁。饶先生辞世的消息经由媒体发布后,引起了学术圈内外的关注。世人多以“国学大师”的称号赞誉饶宗颐先生,其实他的学术探索早已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国学”,横跨十余个领域,并在文化教育上造诣巨大,著作等身,硕果累累。
□黄帅
众所周知,饶宗颐曾长期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教书育人、研究写作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海内外诸多学术奖项和荣誉身份。饶宗颐涉及的学术领域之广泛,让后辈学者难以企及,唯有高山仰止。资料显示,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目录学、经学、宗教学、楚辞学、中外关系史等多个门类,出版著作70多种,发表文章千余篇,国学的经史子集尽在他的研究范围内,而能将古今中外的学术精华融会贯通,更造就了他博大的学问和深邃的思想。
在这里,笔者用的是“古今中外”这个概念,而非“古今中西”。我们今天的学者多将外国学术文化简化为“西方文化”,其实,古印度、中西亚等文化区域的学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饶宗颐在几十年前,就注意到西方主流文化之外的学术渊薮,并努力打通它们和中华文化的关联。
饶宗颐有丰厚的家学渊源,父亲饶锷是潮州本土著名学者,南社社员,在家中建有“天啸楼”用于藏书,少年饶宗颐得以自由沉浸在书海里,获取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可惜饶锷英年早逝,42岁就撒手人寰。青年时代的饶宗颐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撰写《潮州艺文志》,直到正式刊发研究成果,这也成为他在学术界的处女秀。
上世纪三十年代,饶宗颐曾任教于中山大学,他的研究领域从广东文化到更渺远的历史领域延伸,包括清代诗词、西汉文化、中外古文字考辨等等,这些领域看似关联不大,却在他的学术思绪中汇聚在一起。这与他一以贯之的文化理念有关,饶宗颐曾说过:“能够流传至今、被发扬光大成伟大的文艺的,必然是能兼收并蓄其他民族、国家文化艺术之优秀组成部分,而不是排斥他人,自高自大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换言之,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面对文艺、文化问题,是进入更开阔学术天地的前提。
在这种治学理念的指引下,饶宗颐的学术研究不仅能于中外学林间纵横捭阖,也能有所节制。这个境界是一般学者达不到的。不少人在学术志业上总有“贪多”心理,其实自己力不能及,或者只是为了追求所谓的学术成就数量,甚至走上了“媚俗”的歧途,违背了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在这个问题上,饶宗颐的思想始终是清醒的。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研究新莽问题并撰写了《新莽史》,这耗费了他大量的心血。但当有出版社想发布其内容时,他却认为,“王莽这个人不是以德治国,其作为是违反道德的”,而且“出书要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类”。
到了四十年代,饶宗颐的研究愈发深入,名作《楚辞地理考》就完成于这段时期。此作和钱穆先生的名著《楚辞地名考》题目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从不同角度解读了《楚辞》。他在著作的自序中称,“楚辞地名,多有未详,依予考之”,而在研究中,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民俗、宗教乃至音乐等问题都成了重新释读《楚辞》的途径,先秦曾经那些神秘而辉煌的文明形象,通过新的研究方法,得以更精彩地呈现出来。
1949年后,饶宗颐南下香港,长期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主要讲授古代文学、古代文论和古代哲学问题。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的研究更具体系化的特征,并在几个学术界的“难点”上实现了突破。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饶宗颐在甲骨文领域的研究。曾任饶宗颐学术助手的沈建华曾评价,“(饶先生的研究)既是对商代甲骨卜辞的系统研究和学术积累,也可从中看出他对商代社会有一个整体的史学观,这都给后人研究留下很多启发和思考”。到了六十年代,其论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曾获得法国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汉学儒莲特赏”。事实上,他的甲骨文研究不仅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也在海外学界享有盛誉。
其后,饶宗颐的研究广度和深度,逐渐超出了同代绝大多数学者能达到的程度。他曾在新加坡大学任教,并在当地搜集研究资料,整理为《星马华文碑刻系年》。他在敦煌学领域也成绩斐然,虽然多数时间他居住在香港,但还是想尽办法去敦煌进行实地考察,在搜集资料后,他能跳出具体领域的局限,以更开阔的学术视野来解读敦煌文化和与之相关的中国——中西亚文明交流的问题。而且,他还进入了古印度文化研究的密林中,虽说跋涉艰难,却矢志不移,逐渐对梵文和吠陀文化等研究有了独到的心得。
这让笔者总想到另一位古印度文化研究者徐梵澄,他和饶宗颐一样,都为梵文经典中译、乃至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徐梵澄在翻译经典《薄伽梵歌》时,极其艰辛,他曾自称“盖挥汗磨血几死而后得之者”。虽然饶宗颐很少对外谈论自己学术钻研的“辛劳感”,但从此一例的对照来看,他在研究古印度文化时必然耗费心力不少,而在成果产出后,依然谦虚不言,从不大谈自己的“贡献”。
事实上,这种高风亮节的态度,饶宗颐保持了终生,并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学术界内外的赞赏。要看一个学者的学养功底和治学水平,与之同期学者的评价是一个重要参照。季羡林称“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师”,外界也有“南饶北季”的说法,而饶宗颐的谦逊也让世人叹服,他谢绝所谓的“大师”称号,曾直言称自己不是“大师”,而是“大猪”(在潮汕话里,“大师”与“大猪”谐音)。老先生生活中的幽默感和对名利的淡泊感,支撑起百年的沧桑,也让他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实现心灵内外的和睦与平静。
值得一提的是,要想了解饶宗颐的历史观,就得进入对他那些大部头的著作进行艰深的阅读。不过,我们也能从他思想的吉光片羽中,获取些许智慧的启蒙。饶宗颐先生曾提出过著名的历史研究法“五重证据法”:传世文献典籍、有文字出土资料、无文字出土资料、民俗学材料以及异邦史料等材料。他在《文化小旅》里还写道:“我一向观世如史,保持着‘超于象外\’的心态,从高处向下看,不局促于一草一木,四维空间,还有上下。”或许,正是这样广博而深邃的思考方法,贯通中外古今的研究路径,以及研究对象和自我的同一化,才让饶宗颐的学术更加精进,更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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