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井上靖
井上靖
（1907~1991），日本著名作家、诗人。一生 27次访问中国，著有以西域为题材的作品 《楼兰》《敦煌》《丝绸之路诗集》《孔子》《我的母 亲 手 机 》《天平之甍》等，对中国文化的感情至为深厚。
孤独者的力量
何大草（作家，现居成都）
1994年，我在写作小说《衣冠似雪》时，笔下荆轲的面容，一直和《敦煌》中忧郁的赵行德重叠在一起。我指的是根据同名小说拍摄的电影。又隔了些年，我才在某个夏日的午后，一口气把这篇小说读完了。我的感慨是，井上靖这老男人，多么有力量。
井上靖1907年出生于北海道，1991年病逝于伊豆，一生著述浩瀚，仅长篇小说就有四十部以上。但就我所读到的而言，他最有特质的小说，是以中国历史题材而创作的西域小说。其中，《敦煌》是我最难忘的一部。
在《敦煌》之前，井上靖最著名的是《异域人》，这是写班超的。张骞班超的形象，在后世雄浑、悲怆的边塞诗歌中，寄托着男人建功立业的理想。在井上靖笔下，班超也的确是为仿效张骞、建立功勋而远走异域的。如果说《异域人》是井上靖构筑的第一个成型的西域英雄梦，那么五年后发表的《敦煌》，却似乎在对这个英雄梦进行悄悄地瓦解。换句话说，两者太不一样了，一切都是尖锐对立的。两个主人公，班超实有其人，而赵行德却是纯属虚构的。班超魁梧高大，意志坚定，不怒而自威，凡被他凝视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到恐怖的；赵行德却身材短小，目光迷惘，总是被偶然的力量驱使着往别的方向走去。可以说《异域人》和《敦煌》都是关于男人出走的故事，所不同的是，一个是为了等待已久的愿望，一个却来自突然涌动的隐秘激情。所谓隐秘，不仅对别人，即便对自己，也无法说清楚。
赵行德是中国北宋仁宗年间的一个举子，从湖南乡下来到京城考进士，在等待殿试的时候，因为在院子里打瞌睡而意外落第了。于是他在偌大的汴梁东游西逛，神情有些恍惚。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回鹘屠夫把一个西夏女子剥得一丝不挂放在案板上，以生肉的价格按部位出售，理由是她与人私通。然而更让赵行德吃惊的是，这个女人并不惧怕，相反，她的目光里闪烁着倔强的、野性的光。赵行德掏钱把她整个身子都买了下来，然后给了她自由。但这个西夏女人并不接受恩典，她给了他一块带血的布片作为回赠。布片大概是西夏人的身份证吧，上面写着三行字，一行十个，看起来就像是汉字，仔细辨认，却一个也读不出来。赵行德为了弄懂这三十个西夏文字，拜访了京师最有学问的大儒，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不认识这些文字，而它们也没有什么价值。但这些字却让赵行德不得安生，他把这些字同那个野性的西夏女人联系起来，感觉一个神秘而充满力量的北方民族已经强大了起来，而我们却对她一无所知。他决定不惜一切也要弄懂这些字，为此他放弃了再考进士的念头，要走遍西夏国土，并置身于西夏人的生活中去。
班超远走异域是有明确的目的，即立功封侯，而他的功业又是和一个帝国的雄心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逐匈奴、通西域、保河西。但赵行德所要做的，是连伸手可及的科举功名都不要了，封侯也就更与他无关，他远走西夏，纯属个人行为，是来自内心的召唤，至于等待他的是什么，都在不可知中。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一个出走和冒险的故事中，等待赵行德的，一定有孤独，当然还会有爱情。《敦煌》故事的推进，也的确如此。赵行德被收进西夏军中，编入由汉人组成的部队，并和队长朱王礼结成了生死之交。在与故国风土迥异的地方，赵行德随军在河西诸国间征战，参与了消灭回鹘国的战争。这次战争给予他的馈赠，就是让他在烽火台上拣回了一个回鹘王族的女子。她是亡国奴、逃亡者，胆怯却还不失文雅和威严，井上靖这样写道：“在女子那轮廓鲜明而又细嫩的面容和那纤弱的身姿仪表上，有某种东西在牵动着行德的心。”这是继对三十个西夏文字激动不已之后，他再次被一个偶然的邂逅改变了命运，所不同的，上次是异域女子给他的三十个文字，而这次是一个异域女子。他甚至相信自己就是王族女子死去的未婚夫的替身，而这正是他万里迢迢从汴梁赶来的内在原因。接下来，朱王礼派遣赵行德去西夏的都城兴庆学习西夏文字。这似乎意味着，他远走西域，功德圆满，同时达到了他远走西域的初衷，又得到了深藏其中的秘密果实，即爱情。
然而这不是命运的真相。当幸福成双而至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他的人生将受到进一步的捉弄。他拜托朱王礼照看王族女，而王族女子把两件首饰中的一件摘下来，默默递给赵行德，她纤纤细手的冷意，留在了他粗糙的手掌上。当赵行德掌握了西夏文字的奥秘归来后，却惊讶地发现王族女已经被西夏的统帅李元昊霸占了。不久，王族女从甘州的城墙上坠落，为赵行德殉情自杀了。朱王礼在赵行德走后，也刻骨铭心地爱上了王族女，她的死，使李元昊成了两个男人共同仇人。
赵行德和朱王礼在敦煌实施了对李元昊的报复。他们在城内设下了伏兵，试图将李元昊一举擒杀，但功败垂成，机密泄露，李元昊挥十倍于朱王礼的大军包围敦煌。成千上万的人在敦煌之战中死去，街巷处处火海，房屋轰隆隆坍塌，上演出真正的倾城之恋。然而，就在城破前的一小会儿静谧中，赵行德安坐下来，抄写了一遍般若心经，这是为了供奉回鹘王族女而写的。朱王礼战败，吞刀自杀了。赵行德则把从火海中抢出来的无数经卷和自己抄写的心经，埋在了千佛洞中……在大漠的风沙吹过了若干年的岁月后，那些经文与斯坦因、伯希和相遇，震惊了全世界。
比较《敦煌》和《异域人》的结局，是耐人寻味的。班超因为功勋卓绝，被封为定远侯。但七十一岁那年，对故土的强烈思念，使他上书皇帝，乞请进入玉门关。皇帝恩准后，他跋涉三千多里，回到了洛阳。然而，三十年的异域生活，改变了他皮肤的颜色和汉人的气质，他被儿童呼为“胡人”。同时，他看到自己三十年劳苦所换来的，正以奇怪的景象展示在洛阳的大街上：到处是胡人的风俗，买卖胡人产物的商号生意兴隆，过路人的服装华丽得让他眼花缭乱。在皇帝召见后的第二天，他就病逝了。五年后，朝廷放弃了西域，再度关闭了玉门关。而在《敦煌》中，虚构的赵行德，却最后走进了惊天动地的真实里，那些被他保护的成千上万经卷，至今还在被不同肤色和语言的人们研读着。
如果要从两者中提炼出某种相似的东西来，那就是荒谬和孤独。
日本学者山本健吉曾就这些小说写道，“我们从作者要跟古人讲话的感情中，可以看出井上氏倍感孤独的心情。他把无法对任何人讲出的感受，变成了对古人诉说的语言。这些人是对自己活动的真实意义被埋没、不为任何人知道而又毫不介意的孤独者。”好的艺术家无一例外都是孤独的。消解孤独的方式，一是向内转，一是向外走。向内转是二十世纪文学的主流；而向外走，则本身就是孤独的。井上靖是个多产的作家，我读他的小说并不多，熟悉的，也就是他的“西域小说选”，加上他晚年最后一部长篇《孔子》。据说，井上靖是七十岁之后才迷上《论语》的，细读之后极为感慨。为了撰写《孔子》搜集资料，他专程来中国几次，去孔子游历过的地方考察。平心而论，《孔子》作为小说，并不算很成功，至少没带给我阅读《敦煌》时的那种激动。但书中他找到了一个极为巧妙的叙述人，这是孔子收的最后一个弟子，他之所以不为人知，是因为他确切的职业是孔子的车夫。在孔子去世后，年轻的车夫遁入山林，思索老师传授的学业。许多人慕名来向他请教，他都报以一贯的沉默。终于在四十年之后，他悟出一些道理来，开口说话了。车夫的名字，据说是井上靖请夏衍代取的，叫“蔫姜”。为什么要叫“蔫姜”呢？因为姜是老的辣，何况“蔫姜”呢。我看过井上靖的一张晚年照片，极为瘦削，极为安详，由于做过食道癌切除手术，脖子上还留有一截管子，看起来，他本人的确就很像是“蔫姜”。
在网上读过一篇福田宏年写井上靖的文章，称井上靖儿时远离父母，和没有血缘关系的祖母在一间仓库中度过了孤独的童年。少年时期，又由于父亲工作的流动性，他也常常处于无人看管的自由状态。几次升学考试，他几乎都没能顺利通过，磕磕绊绊念完大学，已经28岁了。他像许多著名的前辈作家一样，大学毕业一度进入报社担任记者。回顾这段工作，他曾这样写道，“报社这种工作环境中杂居着两种人，一种是有竞争之心的人；还有一种是完全放弃竞争的人，就连要他打麻将，也赶紧放弃。我从进报社的第一天起，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就不得不放弃竞争。”这种放弃，当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遁世，而是如赵行德一样放弃现实功利，选择出走。而所谓的出走，其实也只是愿望中的行动，因为小说家的愿望，都是依靠笔、角色来实现的。如山本健吉所说，“在井上氏的作品里出现的人物，正是作者梦幻中所向往的驰驱在沙漠中的自己。”1957年，井上靖应邀访问中国，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去一趟敦煌。但由于季节寒冷，未能如愿。但他把这个向外走的梦想，交给了另一个人去实现，这就是心怀隐秘热情的赵行德：一次没有实现的旅行，造就了一部《敦煌》的故事。
井上靖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将人的一生看作是一条干涸的白色河床。而他对异域、河川的敏感，也时时在他的文中流露出来。他曾在一篇名为《河川之畔》的散文中写道，“异国河川在黄昏时的表情，首先是毫无例外地好像使人感到一种旅情。”这种旅情，大概指的应该是人在异域的体验吧，有关流逝、沉默、无法诉说，和没有目标的行走。
把井上靖放入世界作家的方阵中去，他也许不算最优秀的。我曾经想过，那我为什么还那么喜欢读他的小说呢，尤其是他的西域小说。我以为，这是由于当二十世纪的小说在以不同方式、反复书写孤独的痛楚时，井上靖却写出了孤独的力量，不自哀，不自怜，强大、沉默而且很温情，真实的班超，或者虚构的赵行德，都会在每个阅读者的记忆中留下来，成为记忆中结结实实的、无法释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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