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化文化良知为文化自觉
冯骥才王海珍
“就像大自然的四季一样,往往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下一个季节。你还觉得自己是中年人,可年龄上你已经是老年人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总结自己,我们要活得明白。”9月19日,天津大学冯骥才艺术研究院内,“为未来记录历史——冯骥才文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冯骥才的简短发言,又一次击中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内心,冯骥才的声音里饱含着真诚,“知识分子是天生背负着使命到这世界上来的,就得追求纯粹,就得洁身自好”。
“我已经75岁了,但仍有理想。”冯骥才说。他头发已有斑驳的白,声音却浑厚如初,身影也未见老态。
他的一生,像一部大书,厚重,珍奇,很难被分类,也很难被忽略。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未放弃在这部人生大书上填充新的内容。年岁越久,越显光芒。
他踩着时代的鼓点,遵从内心的召唤,怀揣赤子之心,在中华大地上不懈地奔走努力。
“我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亲历者,这个时代的参与者,也是这个时代的记录者。”冯骥才说。“在时代发生巨大的社会转型时,我投入了文学;当文化转型的时候,我投身到文化。”
文学：亲历着并记录着时代
我把自己锁在屋里,偷偷写起来,只要有人叩门,我立即停笔,并把写了字的纸东藏西掖。这片言只语要是被人发现,就会毁了自己,甚至家破人亡,不堪设想。每每运动一来,我就把这些写好的东西埋藏在院子的砖块下边、塞在楼板缝里,或者一层层粘起来,外边糊上宣传画片,做为掩蔽,以便将来有用时拿温水泡了再一张张揭出来……但藏东西的人总觉得什么地方都不稳妥。一度,我把这些稿子卷成卷儿,塞进自行车的横梁管儿里。这车白天就放在单位里,单位整天闹着互相查找“敌情线索”。我总觉得会有人猛扑过去从车管儿里把稿子掏出来。不安,整天折磨着我。终于我把稿子悄悄弄出来,用火点着烧了。心里立刻平静下来,跟着而来的却是茫然和沮丧。以后,我一发有了抑制不住的写的冲动时,便随写随撕碎,扔在厕所里冲掉;冬天我守着炉子写,写好了,轻轻读给自己听,读到自己也受感动时便再重读几遍,最后却只能恋恋不舍地投进火炉里。当辗转的火舌把一张张浸着心血的纸舔成薄薄的余灰时,我的心仿佛被灼热的火舌刺穿了。——冯骥才(《命运的驱使》)
年轻的冯骥才,最初的主业是画画,从小临摹《芥子园画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如果一直做一个画家,那或许是另外一条人生路:闲云野鹤,轻盈愉快。徜徉在唯美世界中,感受着一朵花,一片云的美丽与悸动,也未尝不可。他一直是感性的,与美如此敏感,那是天性使然。但那不是冯骥才的选择。
青年时代遭遇动荡岁月,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促使冯骥才开始偷偷记录。他无法抗拒!身处浩劫之中,他清醒意识到他们这代人,需要以不同方式记录现实发生的一切,为了现实不被遗忘,更是为了留存历史。
《命运的驱使》中可见,他与时代浓重的参与感。命运的驱使,让他永远停不下脚步!
“文革”10年,他与中国绝大多数作家一样,并没有什么作品问世,但他从未停止秘密写作,记录下他的观察,感受与思考,他磅礴的生命力,如同地火一般,运行,奔突,生生不息,而“文革”10年对他的影响,也让他对历史、文化、时代以及对于人性的反思成为他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
“文革”结束后,他厚积薄发,大量文学作品喷薄而出,从小说创作《铺花的歧路》开始,对历史的叩问,从来没有离开冯骥才的视野。其后的《啊!》《雕花烟斗》等小说被认为是“反思文学”的代表作。而他的《三寸金莲》《炮打双灯》《神鞭》等,从地域传统和民间经验中别开生面,创造了传奇性、具有丰厚文化意涵的艺术世界。
他的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以36篇短篇小说以文化视角写36个市井人物,以人物性格或精神反映民间文化景观,继承了《三寸金莲》《神鞭》等“文化小说”的一贯路数,但笔法更老道,人物更传神,艺术韵味更足。作家笔下的人物具有文化标本的意义,透过他们,一部老天津卫的历史文化风貌就被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出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非虚构的口述历史实录《一百个人的十年》。“口述历史实录”最初盛行于欧美。1983年,毕朔望先生组织一批译者,翻译美国斯特兹·特克尔(StudsTerkel)的作品,以《美国梦寻》为书名出版。在缀语里,毕朔望呼吁中国的作家,不妨向特克尔学习,也从事这种“口述历史实录”的方式,留存现实与历史。他这样写道:行文至此,忽念中国之大,人物之盛,思想之开拓,情感之深刻,如果弄一本特克尔式的《神州人语》之类的实录文字来,一定很有意思,也会畅销的。真希望有人费点力气来试它一试。担任,只能借意。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譬如访问对象便绝不会忽略知识分子,这是不消说得的。
《美国梦寻》一经出版,立即引起诸多读者和作家的关注。冯骥才开始以“口述实录”方式,借不同人的个人记忆,为“文革”历史留下群体印象。这些口述实录笔下的人物各行各业都有,叙述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拾纸救父;崇拜的代价;伟大的受难者;我到底有没有罪;搞原子弹的科学家;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失踪的少女;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忏悔录……正是这些口述实录,10年“文革”的历史更为丰富,更为立体。可以说,其历史价值和人性呈现,不可代替。
这部书已经超出了口述史或非虚构文学的范畴,它在文学上的意义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这部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对历史的还原,不仅在于它对宏大叙事中的小人物命运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冯骥才用一种方法反抗遗忘,反抗修改记忆。
冯骥才的这本口述实录,时隔多年,又重新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再版。为新版,冯骥才写一篇《决不放弃使命——〈一百个人的十年〉再记》,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一位读者曾写信谴责我:“你曾经信誓旦旦,要为我们一代人写‘心灵史\’,为什么有头无尾,放一炮跑了？你死了？勇气没了？还是也做买卖去了？”
读了这信,我点燃一支烟,一直抽得烧到手指头,捉笔只给他写了一句话:
“我没权利放弃这使命!”
冯骥才的确没有“放弃这使命”。20多年后,他相续完成非虚构作品《凌汛》《无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地狱天堂》《激流中》等。在这些作品里,他叙述自己亲历的历史浩劫,叙述新时期文学开始阶段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前辈编辑们之间的场景……在他的笔下,诸多历史细节丰富记忆,为历史存照。
一如文学博士王尧评价:冯骥才是从70年代末到到80年代最早承接“启蒙文学”传统的作家之一;他是最早超越阶级性而深入思考和独特表现国民性、人性的作家之一;他是最早从从政治转向文化而从构文学背景并重新定义文学是什么的作家之一;他也是最早以文学的方式为创造了中国式寓言的作家之一。
他亲历着时代,也在记录着这个时代。
非遗保护:干预时代并抢救文化遗产
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路,谁也不管谁/我却选定这样一条路——/一条时而欢欣、时而痛苦的路/一条充满荆棘、布满沟堑的路/一条宽起来无边、窄起来惊心的路/一条爬上去艰难、滑下去危险的路/一条没有尽头、没有归宿的路/一条没有路标、无处询问的路/一条时时中断的路/一条看不见的路……/但我决意走这条路/因为它是一条真实的路。
1975年前后,冯骥才写了一系列诗歌,其中有一首《路》,仿佛是自己提前为自己人生设置的某种注脚,冯骥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己的路。一走,就是好几十年!
“我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感情太深了,所以我的文学更关注普通小人物的命运。”冯骥才称,“当我们的文化全面遇见冲击、风雨飘摇的时候,大量的传承人几乎艺绝人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伸以援手,这都是情不自禁的。”
从小说创作到非虚构写作再至民间文化的保护,冯骥才一步步走向时代纵深。虽然他会说:“时代太强势了,我们是被选择的,角色是被安排的。”但是,他却更愿意做一个行动者,因为他相信:“靠善良来参与那个时代,跟靠私利和假恶来参与还是不一样的。越是灭绝人性的时候,人性的表达就更直白。人性的美表现得微弱的时候,却反而能感觉到它,越是觉得它很珍贵。”
“文化的先觉者应该是率先的行动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冯骥才发起对天津老城和小洋楼的抢救。进入本世纪,中国民间文化在社会转型期遭受冲击,冯骥才毅然放下文学和绘画两支笔,转身为民间文化上下奔走呼号。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跟现在的年轻人有一点不同:我们对一个时代大的变迁体会更深刻。当然了,你们将来可能也会遇见。”冯骥才说,“我曾经在东京,同日本非常著名的画家平山郁夫聊了两个小时,他是敦煌文化的信徒,去敦煌就像是朝圣一样。他说,‘你们的文明历史很悠久,但朝代更迭得太多,而在更迭的时候,每一位皇帝上来都把前朝推翻和否定。江山重现开始,结果你们的历史全是被切断的。’我们的文化缺乏一以贯之的东西。”
这让他为之心痛,也因此,他愿意走出书斋,走向广阔的田野,去抢救那些频临灭绝的民间传承技艺,很多时候,像是与时间赛跑,为此他承受着身体的劳累——这是可以忍受的,尽管他年岁已大。那些来自灵魂深处的痛楚有时压得他喘不过来气,看着那些民间文化瑰宝行将消失在迅疾的城市化浪潮中,他所能做的,唯有让自己动作快一点,再快一点。容不得丝毫耽搁!
“文化遗产里边蕴蓄着一种灵魂——文明之魂,这也是保护文化遗产真正的目的。我们把56个民族的民间文化——舞蹈、音乐、歌谣、传说、民俗加起来,其文化遗产价值不比万里长城还大吗?我们传承所有的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民族独特的精神,就是把我们民族的身份、血型、基因传承下来。”
由冯骥才倡议和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历时10余年,对中华大地上的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地毯式普查与盘点;他首倡中国传统村落普查,并以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身份,推动文化政策法规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对文化遗产的重视、遗产日的设立、《非遗法》的制定、四大传统节日成为法定假期等,都有他的努力与贡献。
10余年间,不间断地为非遗文化保护发声。2016年,大象出版社将其10余年间的演讲稿结集出版,以《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为书名出版。在这本演讲集出版之际,冯骥才特意撰写自序,坦诚为何投身于文化遗产的抢救:
我说过我要做“行动的知识分子”。我所做的事情——文化遗产的抢救,不仅需要我说我讲,需要呼吁乃至呼喊,更需要我用行动告诉人们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这样,我的演讲既有形而上的“思想”,也有与田野工作紧密相关的理论性的思考,而且近二十年来,它像一条线一直贯穿我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所做的演讲何止一二百场。面对的人既有学界,也有社会各界乃至市民村民。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抢救更需要唤起民众。为此,我的演讲,包含着我每一步思想的足迹。由于我所做的事,是与同道者共同所为,故而在这些“言论”中,自然可见我们一代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为民族的文化命运而战的思想历程。
四驾马车:将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化为行动
冯骥才有“四驾马车”——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每一驾马车上都满载着丰硕的成果,一路疾驰。这“四驾马车”同样满载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良心、文化责任感,文化担当精神与时代同行。从某种意义上讲,“四驾马车”精神,也唤起更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切和热情,愿意投身抢救、投身保护,并将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化为行动。
五年前,冯骥才在北京举办“四驾马车”展览,“四驾马车”寓意着冯骥才从事的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四个方面的工作。“不是四匹马拉着我,而是我拉着四驾马车。这四驾马车至今我都没有放手,因为它们已走进了我的生命。我的事业只有生命能给它画上句号,我没有权力画句号。”
“我常常羡慕那种单纯的作家或画家,活得简明纯粹,还可以用一生力气去挖一口深井,然而我却偏偏不肯那样活着,否则我不再是我。”他深有感触地说。几十年里,他一直在各个领域来回穿梭,刻意或随性。到了这时,他终于觉得,这样的自己才是最充分真实的自己。
冯骥才一直是一个行动者,在他的血液中,有着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他行走在时代中,敏锐于时代的每一个变化,清醒地看着这个时代发展的脉络,经历着,记录着,并以一个文化人的坚韧努力行动者,他与现实之间,与流行的思想观念之间,保持着并不妥协的独立意识。他以忧思和批判的情怀与思想行动,介入文化现实,介入人文中国。并始终保持着理想,保持着热爱。一如罗曼罗兰所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据2017年12月《中华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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