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的艺术渊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穆孝天 许佳琼
邓石如生前曾经刻了两枚印章，一曰“用我法”，一曰“我书意造本无法”。意思是说他在这些方面能有点成绩，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师承关系，无非只是“以意为之”而已，只不过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罢了。其实，我们考察了全部实际情况，发觉这全是自谦之词，不想承认自己算是有所师承，同时也是对那些攻击他的书法“不合六书之旨”者流表示了较为含蓄的讽刺。实际上，山人不论学书、学刻或学诗，都是有所师承，并受着很深的影响的。
据金天羽《邓石如传》中说：“祖士沅……精书史……所作书浑朴如其为人……父一枝……多才艺，工四体书，尤长篆书，善摹印……士沅于诸孙中独赏爱石如。石如少孤贫，逐樵采贩饼饵自给。暇即从诸长老问经书句读，又摹其父篆刻及隶书甚工。”
在李兆洛为山人所作的《墓志铭》中也同样提到这个情况。可见山人首先得之于祖父和父亲的传授，是一点不假的。此后随着父亲在皖北一带教书，有机会在寿县会见了“以工李邕书名于世”的梁巘(闻山)，受到梁的另眼相看，在书法上也自然受到梁的直接指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庚子岁(公元一七八0年)，山人时年三十八，在扬州地藏庵学篆隶书，程瑶田(易畴)见其“临古有获，归寓捡行箧中书帖数十事借余抄录临摹，彻昼夜不休；并手录所著书学五篇贻余。余朝夕揣摩、且时聆议论，余始获主张。今余篆书颇见称于世，皆先生教也”。这说明山人还得之于前辈书家程瑶田的教导。
至于篆刻，最初当然得之父传，但后来给他影响较深的，要算是垢道人程穆倩的篆刻作品了。当年山人在南京，一次就获得程的印章数百方，除了分赠一些给梅石居兄弟等人以外，全部由山人自己保留下来，视如珍宝。山人终日玩摹，自然会获得很大的启发。
为了力求优入古人法度，继承优良传统，他在师法古人方面是下过很大的苦功的。首先，在刻石上，他“仿汉人印篆极工”。当他到了梅家以后，当时梅家珍藏的《石鼓文》《李斯峄山碑》《秦石刻》《汉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李阳冰城隍庙碑净》《三坟记》等，他都认真地分别临摹了近百篇。不仅如此，而且又继续手写《说文解字》二十本，临《史晨前后碑》《华山本》《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各五十本，并旁捜三代钟鼎及秦汉瓦当碑额。
他不满足在家临摹，还要进行实地考察。他几度去得峄，也几次入衡岳，登匡庐绝顶，蛇行猿挂攀援而上，忍受饥渴的痛苦，冒着生命危险，都不是为了什么“寻芳探幽”，而是为了“访求金石碑刻，物色贤豪”，为自己获得的知识寻找证明，为自己发现的疑难问题追求答案，把所得来的一切感受熔铸在一起。后人评论他说：山人“一本秦相波折顿宕，又能参以碑额瓦当”，“与三代金石之文暗合，而能远绍(继承)上蔡绝学心传”。“以钟王腕力运史籀体制”、“八分得法于《衡方碑》，而益其骀宕，亦古今之所无也”。
山人的书刻成就，不是停留在师友传授与继承前人书刻硕果上面的，还在于他能“外师”造化，从一切美好事物中汲取营养和力量。《镜翁杂志》(抄本)作者说过：“皖江邓石如善书，本朝推第一写家……每坐松树下，耳松涛之声，摹其风神，观松树之形，摹其挺拔。故其取法不同乎人，其书法能超乎人”。《东园还印图序稿》作者也说，山人“每足迹所经，必搜求金石……或每当风雨晦明弛担逆旅，望古兴怀，濡墨盈斗，纵意作书，以舒胸中郁勃之气，书数日必游，游倦必书，客中以为常”。显然，这都证实了山人不仅把所见到的古碑断碣之妙尽入胸中，而且把祖国壮丽河山之胜，悉收眼底，通过书家的笔墨来显现云海奇幻的变化。虽然，我们的这位书家犹如所有书家一样，不必象画家用笔墨把祖国的河山之美铺藏在纸上，但书家的笔墨气韵的开拓和变化，无疑会受到深刻的影响，并以他的“铁画银钩”的书法以传其神。所以他能“取法不同常人，书法能超乎人”。这也是他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山人学习范围如此广泛，所以表现形式也就多种多样。即以他的《集书三公山碑》而论，“笔法奇古，如篆如隶”，“有似《石鼓文》，有似《泰山瑯玡台石刻》。其结构有圆亦有方，有长形下垂，亦有斜直偏拂”，真是所谓“二体(篆隶)兼通，一家独擅”。这些不仅说明了优入古人的法度，认真继承优良传统，而且又不囿于一家，不为成法所限，采各家之长融会贯通，情意熔铸，创为新格，自由地运用形式美的规律来表现艺术家的情感、气度以至于个性。这正是他学习前人的结果，也正是他的艺术生命力所在。看看吧，这是否就算得上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书意造本无法”呢?又是否如当时一二书家所诋毁他“破坏古法”，并且“不合六书之旨”呢？
我们考察了山人毕生从事的书刻活动，完全可以肯定地认为，不是什么“破坏古法”，而是做到了集古人之长，熔铸新意，以成其“我”，不是什么“不合六书之旨”，而能融会六书之旨，增损变通。如：《许氏六书》仅存数字，而汉简四声韵等，“多凿空虚造不可依准”，而他则“意取参古文小篆而用之，行笔则一以猎碣为法”，成为后之学习籀书者的“轨范”。也不是如他自谦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用我法”，而是“如木有本，如水有源”。山人的书法篆刻正是“师承有自”，其造诣已经到了舍法而意造的炉火纯青的程度。换句话说，即初由法入，终至舍法而出的地步。
这些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必须竭尽心力，如铁杵之磨成针，而学力则居其大多数，是他长期努力实践和勤奋学习的结果。
与山人同时及其以后的书刻家，由他直接传授和私淑山人者很多，如：释云杉悟本、释兰台、程蘅衫、包世臣、莫友芝、吴让之、赵之谦、吴育、王尔度、徐三庚、胡良铨、顾复初、包子庄、施士龙、孙云娜、赵之深、杨沂孙、杨子琰、杨莲卿、康有为、吴昌硕、山人之子邓传密等等。此后则有高式贤、沈用熙、张子开等。不过其中有些人失去了邓篆的凝练朴实的作风，变成了浮飘靡弱的状态；如赵之谦更趋向于婀娜的姿态，比之后来学邓的吴昌硕则大为逊色了。当今也还有山人书法、篆刻上的崇拜者，基至在学习的功力上以及个性上都与山人有共通之点。
在上述书刻家中，特别是释云衫和程蘅衫两人，都直接“受业于山人之门数十年”，因为都住在安庆西门外天花禅院，经常保持同山人的接触，所以能得到山人的嫡传。武进张惠言身为编修，又是有数的词家，但他会作篆也是得自山人的传授。其子邓传密能在清同治年间的书坛上享有盛名，更是得自山人的教导，因而他同山人一样在篆隶上更见功力。包世臣虽然在山人晚年时期才彼此相识，但包在写北碑上则是得自山人的指点。据包世臣本人说，“壬戌年(公元一八O二年)受法于怀宁邓石如顽伯，曰：“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以其说验六朝人书则悉合”。于此可见，包世臣的书法的确得到山人的启发不浅，同时，我还以为包的书论之成，有些地方也会得到山人艺术实践指导和验证。此后，包又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当时的书坛，特别是包的《艺舟双楫》问世，激起了很大的震动。
在篆刻方面受山人影响最大的而又造诣较高的，首推赵之谦、吴让之两人了。他们继承了邓派的作风，而又稍出新意。不仅如此，就连浙派中的“西泠八家”之一的赵之琛后来都放弃了浙派，反过来专学邓派。此外，如徐三庚、吴昌硕、王尔度等人，由于学了邓派，都能在书法篆刻艺术史上卓有成就。特别是张、王二家，临摹了山人的大批篆刻作品，分别编成《仿完白山人印谱》和《仿完白山人印賸》，广为印行。为了表达对山人的崇敬之情，吴昌硕先生还在杭州西湖为山人立了一尊像。总之，受业于山人之门，或私淑山人的书家和印家，可以说是不一而足的。
回溯一下山人在书坛上初露头角，后和翁方纲等展开的激烈斗争，和他在书刻上的杰出成就，以至于他给后世的影响，不禁使人感到真如康有为所称道山人的那样，“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再加上那从不向困难低头的顽强干劲，一生刻苦自砺的治学精神，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以及“胸有方心，身无媚骨”的崇高品格，一同铸成了他在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史上磨灭不了的地位。他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有贡献的人，他的用心血浇灌的全部书法、篆刻艺术和诗文作品，是我们人民的共同财富。他应该同所有对中华民族有贡献的人一样，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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