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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石如的艺术渊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穆孝天 许佳琼

安庆晚报 2017-12-09 11:55 大字

邓石如生前曾经刻了两枚印章,一曰“用我法”,一曰“我书意造本无法”。意思是说他在这些方面能有点成绩,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师承关系,无非只是“以意为之”而已,只不过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罢了。其实,我们考察了全部实际情况,发觉这全是自谦之词,不想承认自己算是有所师承,同时也是对那些攻击他的书法“不合六书之旨”者流表示了较为含蓄的讽刺。实际上,山人不论学书、学刻或学诗,都是有所师承,并受着很深的影响的。

据金天羽《邓石如传》中说:“祖士沅……精书史……所作书浑朴如其为人……父一枝……多才艺,工四体书,尤长篆书,善摹印……士沅于诸孙中独赏爱石如。石如少孤贫,逐樵采贩饼饵自给。暇即从诸长老问经书句读,又摹其父篆刻及隶书甚工。”

在李兆洛为山人所作的《墓志铭》中也同样提到这个情况。可见山人首先得之于祖父和父亲的传授,是一点不假的。此后随着父亲在皖北一带教书,有机会在寿县会见了“以工李邕书名于世”的梁巘(闻山),受到梁的另眼相看,在书法上也自然受到梁的直接指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庚子岁(公元一七八0年),山人时年三十八,在扬州地藏庵学篆隶书,程瑶田(易畴)见其“临古有获,归寓捡行箧中书帖数十事借余抄录临摹,彻昼夜不休;并手录所著书学五篇贻余。余朝夕揣摩、且时聆议论,余始获主张。今余篆书颇见称于世,皆先生教也”。这说明山人还得之于前辈书家程瑶田的教导。

至于篆刻,最初当然得之父传,但后来给他影响较深的,要算是垢道人程穆倩的篆刻作品了。当年山人在南京,一次就获得程的印章数百方,除了分赠一些给梅石居兄弟等人以外,全部由山人自己保留下来,视如珍宝。山人终日玩摹,自然会获得很大的启发。

为了力求优入古人法度,继承优良传统,他在师法古人方面是下过很大的苦功的。首先,在刻石上,他“仿汉人印篆极工”。当他到了梅家以后,当时梅家珍藏的《石鼓文》《李斯峄山碑》《秦石刻》《汉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李阳冰城隍庙碑净》《三坟记》等,他都认真地分别临摹了近百篇。不仅如此,而且又继续手写《说文解字》二十本,临《史晨前后碑》《华山本》《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各五十本,并旁捜三代钟鼎及秦汉瓦当碑额。

他不满足在家临摹,还要进行实地考察。他几度去得峄,也几次入衡岳,登匡庐绝顶,蛇行猿挂攀援而上,忍受饥渴的痛苦,冒着生命危险,都不是为了什么“寻芳探幽”,而是为了“访求金石碑刻,物色贤豪”,为自己获得的知识寻找证明,为自己发现的疑难问题追求答案,把所得来的一切感受熔铸在一起。后人评论他说:山人“一本秦相波折顿宕,又能参以碑额瓦当”,“与三代金石之文暗合,而能远绍(继承)上蔡绝学心传”。“以钟王腕力运史籀体制”、“八分得法于《衡方碑》,而益其骀宕,亦古今之所无也”。

山人的书刻成就,不是停留在师友传授与继承前人书刻硕果上面的,还在于他能“外师”造化,从一切美好事物中汲取营养和力量。《镜翁杂志》(抄本)作者说过:“皖江邓石如善书,本朝推第一写家……每坐松树下,耳松涛之声,摹其风神,观松树之形,摹其挺拔。故其取法不同乎人,其书法能超乎人”。《东园还印图序稿》作者也说,山人“每足迹所经,必搜求金石……或每当风雨晦明弛担逆旅,望古兴怀,濡墨盈斗,纵意作书,以舒胸中郁勃之气,书数日必游,游倦必书,客中以为常”。显然,这都证实了山人不仅把所见到的古碑断碣之妙尽入胸中,而且把祖国壮丽河山之胜,悉收眼底,通过书家的笔墨来显现云海奇幻的变化。虽然,我们的这位书家犹如所有书家一样,不必象画家用笔墨把祖国的河山之美铺藏在纸上,但书家的笔墨气韵的开拓和变化,无疑会受到深刻的影响,并以他的“铁画银钩”的书法以传其神。所以他能“取法不同常人,书法能超乎人”。这也是他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山人学习范围如此广泛,所以表现形式也就多种多样。即以他的《集书三公山碑》而论,“笔法奇古,如篆如隶”,“有似《石鼓文》,有似《泰山瑯玡台石刻》。其结构有圆亦有方,有长形下垂,亦有斜直偏拂”,真是所谓“二体(篆隶)兼通,一家独擅”。这些不仅说明了优入古人的法度,认真继承优良传统,而且又不囿于一家,不为成法所限,采各家之长融会贯通,情意熔铸,创为新格,自由地运用形式美的规律来表现艺术家的情感、气度以至于个性。这正是他学习前人的结果,也正是他的艺术生命力所在。看看吧,这是否就算得上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书意造本无法”呢?又是否如当时一二书家所诋毁他“破坏古法”,并且“不合六书之旨”呢?

我们考察了山人毕生从事的书刻活动,完全可以肯定地认为,不是什么“破坏古法”,而是做到了集古人之长,熔铸新意,以成其“我”,不是什么“不合六书之旨”,而能融会六书之旨,增损变通。如:《许氏六书》仅存数字,而汉简四声韵等,“多凿空虚造不可依准”,而他则“意取参古文小篆而用之,行笔则一以猎碣为法”,成为后之学习籀书者的“轨范”。也不是如他自谦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用我法”,而是“如木有本,如水有源”。山人的书法篆刻正是“师承有自”,其造诣已经到了舍法而意造的炉火纯青的程度。换句话说,即初由法入,终至舍法而出的地步。

这些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必须竭尽心力,如铁杵之磨成针,而学力则居其大多数,是他长期努力实践和勤奋学习的结果。

与山人同时及其以后的书刻家,由他直接传授和私淑山人者很多,如:释云杉悟本、释兰台、程蘅衫、包世臣、莫友芝、吴让之、赵之谦、吴育、王尔度、徐三庚、胡良铨、顾复初、包子庄、施士龙、孙云娜、赵之深、杨沂孙、杨子琰、杨莲卿、康有为、吴昌硕、山人之子邓传密等等。此后则有高式贤、沈用熙、张子开等。不过其中有些人失去了邓篆的凝练朴实的作风,变成了浮飘靡弱的状态;如赵之谦更趋向于婀娜的姿态,比之后来学邓的吴昌硕则大为逊色了。当今也还有山人书法、篆刻上的崇拜者,基至在学习的功力上以及个性上都与山人有共通之点。

在上述书刻家中,特别是释云衫和程蘅衫两人,都直接“受业于山人之门数十年”,因为都住在安庆西门外天花禅院,经常保持同山人的接触,所以能得到山人的嫡传。武进张惠言身为编修,又是有数的词家,但他会作篆也是得自山人的传授。其子邓传密能在清同治年间的书坛上享有盛名,更是得自山人的教导,因而他同山人一样在篆隶上更见功力。包世臣虽然在山人晚年时期才彼此相识,但包在写北碑上则是得自山人的指点。据包世臣本人说,“壬戌年(公元一八O二年)受法于怀宁邓石如顽伯,曰:“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以其说验六朝人书则悉合”。于此可见,包世臣的书法的确得到山人的启发不浅,同时,我还以为包的书论之成,有些地方也会得到山人艺术实践指导和验证。此后,包又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当时的书坛,特别是包的《艺舟双楫》问世,激起了很大的震动。

在篆刻方面受山人影响最大的而又造诣较高的,首推赵之谦、吴让之两人了。他们继承了邓派的作风,而又稍出新意。不仅如此,就连浙派中的“西泠八家”之一的赵之琛后来都放弃了浙派,反过来专学邓派。此外,如徐三庚、吴昌硕、王尔度等人,由于学了邓派,都能在书法篆刻艺术史上卓有成就。特别是张、王二家,临摹了山人的大批篆刻作品,分别编成《仿完白山人印谱》和《仿完白山人印賸》,广为印行。为了表达对山人的崇敬之情,吴昌硕先生还在杭州西湖为山人立了一尊像。总之,受业于山人之门,或私淑山人的书家和印家,可以说是不一而足的。

回溯一下山人在书坛上初露头角,后和翁方纲等展开的激烈斗争,和他在书刻上的杰出成就,以至于他给后世的影响,不禁使人感到真如康有为所称道山人的那样,“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再加上那从不向困难低头的顽强干劲,一生刻苦自砺的治学精神,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以及“胸有方心,身无媚骨”的崇高品格,一同铸成了他在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史上磨灭不了的地位。他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有贡献的人,他的用心血浇灌的全部书法、篆刻艺术和诗文作品,是我们人民的共同财富。他应该同所有对中华民族有贡献的人一样,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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