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做肥皂节目，我可以离开”
在四川张献忠沉银考古发掘现场。
王鲁湘在敦煌。
在东莞南社古村探访。
王鲁湘在敦煌。
近日，以传统文化为载体的电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和《向上吧诗词》、《我是未来》、《诗书中华》引发热议，不仅收获了不错的收视率和口碑，还唤起了大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这类文化类节目，除了观众的互动参与，还有名人明星效应的加持。相比较而言，另外一类文化类节目则属于喧嚣之中的坚守，在凤凰卫视主持了近十年的《文化大观园》，王鲁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体符号，《文化大观园》已经做了600期，12年间，节目组遍访古刹名山，探寻遗址古墓，22次走进故宫，拜访过百余位大师学者，从民俗文化到异域古城，从神秘文明到西方艺术，王鲁湘像一个文化行者一样前行着。9月2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王鲁湘。
1“节目和我的自我修养学习进步紧密联合”
问：600期的《文化大观园》，几乎是一个奇迹了，您个人最骄傲的是什么？
王鲁湘：它满足了我要做电视的几个个人条件，严格说，我到现在都不认为我是个合格的电视人。从1987年开始进入到电视圈，到现在整整做了三十年电视了。在这三十年中，我最早开始是做撰稿，然后给台里做编导，后来连制片人、编导一块做，到后来做策划，成出镜嘉宾，到最后把自己弄成了一个主持人。也就除了扛机器这个活我没干过，基本上其他几个主要的工种我都干过，按理说我是个资深电视人，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那种和电视人这个身份完全认同的自我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同时还扮演着其他角色，我没有让自己百分之百的投放在这个职业和这个角色当中，因为我认定自己终身是个学者。我必须有作为学者的成果呈现方式，这种方式一定不是电视，它一定是文字。一定是论文，一定是著作，以书籍的形式来呈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你不能说自己是个学者。
那么，这样的东西就肯定要占去你很多的时间，而且你必须不能是这种电视思维，你必须把自己摆到一个学者的思维上。包括你对资料的使用，包括你的表述，我觉得这个仍然是我的基本角色。同时，我可以做电视，但是由于做电视占的时间特别多，电视是一个特别低效率的行业，就对我们这些做学问的人，搞文案的人来说它特别低效率，你比如说一句很简单的话，来回拍好几遍，录好几遍，大量的时间是在路上来回走，为了到那个地方去拍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回来剪出来，大概连五秒都不到，但是很可能一来一回三天时间，是个特别低效率的一个行业。如果你仅仅满足于这个东西的话，你作为学者，你这一辈子就完了。
所以，我对于我的电视这个职业，之所以还坚持，同时还在做，我是对这个职业有一些个人要求，就是我一定要做严肃的事情，我如果去做娱乐，我如果去搞笑、去做低趣味的东西，我完全可以不碰它，我何必碰它呢，我又不靠这个东西吃饭，我也不靠这个东西扬名立万，我也不是说离开这个东西我就找不到别的工作可做了，那么我是绝对不会在这种所谓的电视上头去浪费自己的一分一秒，我就要求我做的这个节目一定和我自己本人的自我修养，自我学习，自我进步是一定要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做电视的时候，我去采访的对象也好、现场也好，我要了解的内容也好，它一定最后对于我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是有帮助的，是有裨益的，是能够加宽、加深我的文化涵养。
问：其实有一些文化类的节目，也挺火爆的，这会让您今年的节目有一些改变吗？
王鲁湘：改变不了，两回事。那种参与性节目和我这个节目是完全不能够拿到一起去比较分析。
问：那算综艺吧？
王鲁湘：一个是综艺，最主要是参与性，所有的收视率高的，然后砸钱多的，观众普遍的纷纷的茶余酒后议论的都是参与性节目。
问：那您对现在这种比较火，比较受欢迎的这种文化类节目，您是怎样看？
王鲁湘：我觉得很好，非常好。电视节目可以把社会、把观众直接裹进来，这种所谓的互动性、参与性是整个新媒体的发展方向，也就是人类的媒体就是从这一种局限性、封闭性逐渐的走到开放一点，半开放，然后走向全开放，这就是媒体这个工具、这个载体本身的，由于技术带来的进步，带来的手段的变革。所以，这种所谓的开放性它本身代表着媒体的一个发展方向，是因为技术给了它这么多的方便，同时不仅技术给了它这么多的方便，社会资本给了它那么大的力量的支撑，因为凡是这种开放性的节目都是要大资本投入，我也想做，我做不了，我没钱。
我同时主持过《世纪大讲堂》，你知道我当时主持的时候最困难的是什么吗？最困难的是找下面坐着的听众，最困难的不是找选题，不是找适合选题的嘉宾，最困难的是让下面那几十个观众的座位坐满了，我有很多期是面对下面一个观众没有，我们两个人在上面对着一片黑场子假装有观众。你知道现在他们那种做大观众场面的，做互动的，有多少金钱和工作人员是投在这一个简单的工作上头吗？
2“哪天做肥皂文化栏目，我离开就是了”
问：那您觉得文化类节目怎么发挥文化最大的价值？
王鲁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实际上为了加强电视本身文化的含量，提高它的所谓高雅性，很多人都想了很多办法，并不是说做电视的人就只做这种所谓的又俗又贱的节目，这并不代表媒体人的追求。媒体人的追求其实不是这个方向，是因为资本在后面拽着。因为学电视的人都知道，电视最早的所谓肥皂剧是怎么来的？就是卖肥皂的人后面给你拽着嘛，然后你就只能演使用肥皂和买肥皂的人能接受的那种东西，这就是所谓肥皂剧，然后他又有钱，他永远霸占你的黄金时间，他买断你的黄金时间，这是资本在后面做的事情，但是并不是说媒体人就天生的就只会做肥皂剧，只会做肥皂新闻，或者只会做肥皂的所谓的讲话和脱口秀，并不是这样。大家都在挣脱这样一种东西，但是这种挣脱的话，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问：您做这档节目有什么追求？
王鲁湘：我没什么追求，刚才说了，就是它能够和我个人的一种所谓的对文化的自我学习，自我提高，包括自我扩张，能够带来帮助，我就可以做了。我就可以继续做这样一个电视文化人，我就可以继续去做选题，哪一天说不行了，一定要去做肥皂文化栏目，那我离开就是了。
3“玩到艺术的境界才叫匠”
问：借用一下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您是一个电视匠人？
王鲁湘：对。电视这个行业是一个以体力活为主的行业，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但是以体力劳动为主，所有的匠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两个字，它是个脑力活但它同时一定是个体力活，它是离不开肢体的运作。离不开所谓的巧在中间，所谓的巧就是你驾驭一个工具，驾驭一些材料，特别是驾驭一些物质手段的时候，你的一些能力，这个就叫做巧。那在这一点上电视匠人和其他所有的传统的手工艺匠人是一回事，我们要驾驭的物质材料、机器、设备，我们对声光电这些手段的使用，包括我们在穷山僻壤里头的跋山涉水，这都是一些很艰辛的，直接涉及到身体和肢体的一些劳动付出，那么在这一点上你当然就是一个电视匠人。
而且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从来没有瞧不起过匠人，你只要开始干电视这个活、摄像这个活，或者干电影这个活，我想这里头没有一个人会瞧不起匠人，因为它很清楚的知道你天天摆弄的这点东西就是一个现代匠人，你就是把手里的活，我们经常说你说那么多没用，把手里的活先做好了。
我三十年合作过这么多的摄影师，摄像机在他手里头，就像一把冲锋枪到了一个“兵王”的手里一样，像耍杂技一样，玩得顺溜啊，就像我看到日本做刀的匠人，有三百多种刀，包括我采访的中国的木雕匠人，他有两百多种刀具，都是他自己打造出来的，那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刀具在他手里头，你看着就有美感。
还有包括我采访的日本的那个做毛笔的匠人，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一个小台子，他一个人完成一支笔，从头到尾全部的工具。他在做的过程中间，我都感到惊讶，我仔细看他的手，后来我拿他的手摸，他的手比我的手还要柔软和细润，完全跟一个秀才一样，我们所谓的秀才的手是一样的。他的娴熟，他对自己的自我保护，这就是艺术，玩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玩到这样一种艺术的境界，那才叫做匠，没到这个境界，你称匠都没资格。
问：那您想做一个怎样的文化传播者？
王鲁湘：我想现在，也只能像现在这样继续做。就一个文化行者，其实我更多的讲我是一个行者，武松叫做行者嘛，他就背着一把戒刀，一直在江湖上不停地行走。其实他的形象跟我很相似，我也就是一个在所有的文化人中间行走最多的文化人，大概真的可能没有叫做文化人的人能够像我这样几十年，几乎天天在行走。靠这种行走来进行知识的积累，知识的学习，包括知识的整理，知识的传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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