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之名 名在大师
□ 宽哥
从宜宾坐船顺长江而下，最先看到的李庄是一座临江矗立的寺庙。庙前两棵黄葛树，浓荫匝地。山门上“东岳庙”三个金字清晰可见。从东岳庙开始，沿江一字排开，王爷庙、土祖庙、慧光寺、万寿宫、南华宫、天上宫、桓侯庙……九宫十八庙啊！
区区一个李庄，何以会出现如此多的古建筑？
李庄，一个有1400多年历史的古镇，其为县治、州府、郡府的历史长达400多年，是长江上游的大码头，曾为川南货运的集散地。这里水陆繁忙，商贾云集，湖广人、广东人、江西人、福建人、当地人修建了寺庙、会馆与宗祠。于是，李庄便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格局。
李庄之名，还不仅仅是这些，更叫得响的是1940—1946年那一段史实，那一段成为与重庆、成都、昆明并列的抗战文化四中心之一的史实。
大江铸就了李庄人开阔的胸怀。当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岁月，同济大学等文教机构迁川苦于找不到一个立锥之所时，李庄发出“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十六字电文。同济大学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来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来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来了，中国营造学社来了，金陵大学女子文科所来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来了……一大批挺起中国脊梁的大师们来了。
谔谔之士傅斯年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最具影响力的四大发现，即是殷墟的挖掘、居延汉简的整理、敦煌石窟的发现和明清大内档案的整理。这些大都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战前就开始的工作。迁到李庄后，发现史料的机会少了，但整理和研究战前的发现却有了充裕的时间，如校对“女真资料”、“突厥集史”、“古谶纬通纂集解”、“居延汉简”、“宋辽交涉史”、“中古经济史”等。
在傅斯年的领导下，这些研究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傅斯年人虽住在李庄板栗坳几块水田边的一个叫桂花院的院子里，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还组织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精英学术集团，聘请陈寅恪、李济、董作宾、赵元任、李芳桂、徐中舒等著名学者领导或参加史语所各组的研究工作。这些人都具有国际眼光和实证研究能力，在超越学术派别的见解上，在学术使命的认识上，在发掘新问题、找寻新材料、使用新工具的实践中，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史语学派”。
短短几年间，史语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很快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肯定和赞誉。
胡适高度评价傅斯年的史语所，是实行了英国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办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傅斯年）在中国做到了”。
谦谦君子董作宾
说起史语所，还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这个人便是董作宾。傅斯年经常出差往重庆跑，实际上董作宾是史语所的内当家。他代理所务，可以说叫做如炙烈火，如履薄冰。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棘手的事情。好在董作宾能力强，一件一件都一一解决。
其实，董作宾能力强还远远不止于这些事，他是文史哲的通人，尤其是甲骨文的研究，享有很高的声誉。董作宾（彦堂）与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合为“甲骨四堂”。钱玄同、陈子展等曾有“堂堂堂堂，郭董罗王”的赞誉。
董作宾在板栗坳戏台上的一块大门板上，完成了《殷历谱》的研究，利用有年历根据的甲骨文，把商代晚期200多年的历史轮廓扎扎实实地重建起来。1945年，董作宾的《殷历谱》在李庄正式出版。对于这部耗费十年心血的巨著，傅斯年在序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董作宾还有一绝，便是甲骨书法。他的甲骨书法，端庄大方，典雅古朴，笔法和结构的刀味与甲骨文刻工的心曲尽管隔了几千年，仍似有一脉相袭。“秀才人情纸半张”，董作宾常以书法赠人，2010年央视二套《寻宝——走进宜宾》，就发现了他的甲骨书法真迹。
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
1940年10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到李庄的时候，李济刚好完成了安阳殷墟的第十五次发掘工作。在这里，他正好将那些田野考察发掘的实证实物材料进行整理研究。
李济一家住在羊街7号。每天早上，他很早就出门，朝张家祠堂的办公室走去。他是个工作狂，不做家事，力排政务，俯身书案，潜心钻研。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济以殷墟发掘为基础，通过专题和综合研究，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写成中文著作《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正是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确立了殷商文明是整个东亚地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文明，为中国古代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并以此向史前延伸，为中国民族文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李济开始，中国考古学开始摆脱历史的附庸地位，成为一门以自然科学看待的独立学科，因此，李济被称作“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抗战期间，李济带着老父亲、妻子、儿子和两个女儿逃难，境况非常凄惨。1940年，14岁的二女儿鹤徵在昆明患急性阑尾炎，不治而亡。1942年，17岁的大女儿凤徵在省立宜宾中学快要高中毕业了，却身染伤寒，因缺医少药，死于李庄。1945年，刚刚感受到抗战胜利的喜悦时，父亲却中风瘫痪。
生女当如林徽因
1940年底的一天，林徽因躺在李庄上坝月亮田家中的床上，昏昏沉沉不省人事。她消瘦得厉害，颧骨凸了出来，双颊陷了下去，苍白的面容毫无血色，那双晶莹的秀目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梁思成既当医生又做护士，细心地照料着林徽因，渐渐地，她一点一点地退了烧，病情有了些许好转。
1941年11月底，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开始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有时实在病得不行，林徽因倚在床上也在顽强地工作。她承担了《中国建筑史》全部书稿的校阅，并执笔写了书中的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她介绍了宋、辽、金时代中国宫式建筑的特点和制式，以及宗教建筑艺术，中国塔的建筑风格，辽、金桥梁建设，乃至城市布局和民居考证等。
1944年，《中国建筑史》终于完成。这部书林徽因没有署名，但全书融入了她的心血。所有文字都经过她的加工润色，许多地方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从而集科学家的谨严、史学家的清明、艺术家的诗情于一体。
在艰苦的日子里，音乐和诗歌是林徽因的药品和食粮。从那张黑色胶片上旋转出来的音乐，把浸渍在苦水里的心，悄悄地冰释了。十一月来临，李庄初冷，林徽因的心中充满热量和向往，她写到：
十一月的小村外是怎样个去处
是这渺茫江边淡泊的天
是这映红了的叶子疏疏隔着雾
是乡愁，是这许多说不出的寂寞
还是这条独自转折来去的山路
……
人生，你是一支曲子，我是歌唱的……
林徽因毕生都在用她的才情、爱情、真情和热情歌唱着她心灵的诗歌。
……
中国大地上，叫李庄的地方千百个，但是只要你写上“中国李庄”，投递出一封信或一个邮件，寄到的地方一定是这里。李庄，为什么会如此有名？
李庄之名，名在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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