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凉州文化 传承丝路精神

今日雷台

武威南城门广场

灵秀天马湖

日本作家井上靖以《敦煌》向中国西部行了一个注目礼。无数游人凭这本描述甘肃河西走廊的大书踏上了寻访凉州的旅途。在井上靖极富想象力的描述中，凉州是这样的：“凉州土地肥沃，农产丰富，城外平畴千里……凉州城北，就是一望无际的牧场，登上城墙，放眼望去，辽阔的牧场上数不尽的马匹一群群星星点点散布其中。”

千百年来，凉州文化以其悠久独特的内涵，吸引着无数作家和诗人的目光。他们或把凉州作为背景，或把凉州作为符号，让本来金戈铁马的凉州更加令人神往。

坐拥甘肃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武威，在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着力打造经济强市、生态大市、文化旅游名市，更加注重文化与各行各业的相融相通；更加注重文化与旅游结合、文化与企业结合。在这样的背景下，凉州文化论坛的举办，无疑为凉州文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一

巍巍祁连山，悠悠丝绸路。武威，古称凉州，位于甘肃中部，河西走廊东端，是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的出土地，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中国葡萄酒城。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击败匈奴，为彰显大汉“武功军威”，在原休屠王领地置武威郡，武威由此得名。其后历代王朝都曾在此设郡置府，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也就此走上历史的舞台。

姑臧城（今凉州城区）是明确见载于《后汉书》《晋书》《魏书》《旧唐书》《北史》等典籍的中国名都大邑。东汉初期，曾出现过“一日四合”的边贸经济奇观；五凉时期的姑臧城，是与长安、建康相鼎足的中国名都；唐代的姑臧城，是同成都、扬州一起被史书列为大都市的名城。姑臧城，作为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及隋末李轨大凉的都城，立都时间长达130多年，计有17位帝王在此立业，姑臧城在中国古都城史上排名第8位。

五凉时期的姑臧城东依谷水河而筑，北至白疙瘩，与西南来水相汇，高阜处起梓童台，备哨警。张骏新筑南城，起谦光殿，城犹凤头，而殿恰凤凰耳、目、喙五窍，故造五殿以应神宇。南城曲折接张轨所筑东城，形如曲颈。东城接中城，中城又接北城，北城狭长，滨泉湖，水草澹澹如烟，犹如凤尾之彩羽。中城西有西苑城，中城青阳门外，跨谷水桥连接东苑城，恰比双翼。中城内又有宫城，中城厢与宫墙隙地，为内苑。晋王隐《水经注》载：“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所谓“东西三里”，应是中城东西长度。内苑西广夏门外，对街可望西苑东门。北城东北城厢皆滨水，不留门以聚水精之气，屯禁军。所以，姑臧城共七城、二十二门，以应张骏二十二郡。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概括道：“（姑臧）城不方，有头尾两翅，名为鸟城。”《晋书·张骏传》：“（骏）又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阳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谦光殿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以五行玄学思想构筑的皇家宫殿，是姑臧城众多台、观、阁、堂、坊、池等建筑艺术中的精华，其遗址在今天马湖。

值得一提的是姑臧城“宫北市南”的创制。前凉修筑的姑臧城，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宫南市北的王都建筑布局，创造了一反旧制的宫北市南的新格局。陈寅恪先生指出：“前后凉之姑臧与后来北魏之洛阳就宫在北而市在南一点而言，殊有相似之处。又姑臧本为凉州政治文化中心，复经张氏增修，遂成河西模范之城邑，亦如中原之有洛阳也。”后来，凉州人李冲受命为北魏政权规划营造洛阳新都时，就参照了姑臧城的模式，创造了洛阳格局，而洛阳格局又影响到东魏都城邺城和唐都长安的营建。简言之，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都城格局，其源头可追溯到前凉修筑的姑臧城。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史学家和建筑学家把五凉时的姑臧城称作中国王都的鼻祖。

五凉文化中影响最大的佛教文化，其分支性文化如石窟文化、译经文化和僧侣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原佛教文化的发展，还直接催生了大乘佛教在长江两岸、川蜀的兴盛。凉州僧人昙曜“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昙曜所开石窟，即著名的“昙曜五窟”，即今云冈石窟中的16-20窟。这些石窟在形制上的特点是：各窟大体上都模拟椭圆形平面、穹窿顶的草庐形式；造像主要是以三世佛和千佛；主体形体高大，占据了窟内面积的大部分，系“凉州模式”的石窟。《魏书·释老志》中的这段记载，明确显示出“凉州模式”的石窟文化是中国石窟文化的源头。昙曜还把产生于凉州的“僧祇户”制度移至北魏，“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介于“常平仓”与“赈灾”性质的这种佛教经济文化在后世被广泛袭用，源头也在凉州。

五凉时期，本土僧人还在学佛译经有成后，远赴东南地区传播佛教。河西高僧竺昙猷在永嘉之乱后驻锡扬州始丰（今浙江天台）赤城山，弘扬禅法，成为南派禅学的开创者。五凉僧人南投的路线，一般是假道梁、益，顺江而下，东适江左。因此沿江形成了成都、荆州、庐山和建康（今南京）等多个驻锡中心，其中到达建康的高僧最多，荆州次之，驻锡庐山的僧人则以南渡河陇士人的第二代为主。这些城市的早期佛寺就是在凉州僧人的主持下新修或扩修的。

二

纵观武威数千年文明史，它不仅是“山开地辟结雄州”的军事重镇，还是“人烟扑地桑柘稠”的河西都会；不仅是“市廛人语殊方杂”的多民族聚居地，也是文人谋士冠盖荟萃之所，烈士武将耀武扬威之地。丝路漫漫，岁月悠悠。五千年的盛衰变迁给武威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产，众多的文化遗产向世人见证着武威上下五千年绵延更迭的民族奋斗史。

在武威众多的文化遗产中，汉简以其数量多、保存好、内容丰富、史料可贵等独有的特点构成了中国简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仪礼简、王杖简、医药简都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1959年和1981年，在凉州磨嘴子出土“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册简26枚。“王杖十简”的发现，曾引起史学界轰动，有不少学者展开研究，郭沫若曾两次发表署名文章，对简文的释读、次第、编排及有关诏令的年代、尊老养老制度等问题进行研究。“王杖诏书令”简的发现，也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关注，解决了在这一领域悬而未解的许多问题。简中明确规定，对年70以上的老人，全社会都要给予尊重。还规定授王杖的老人，可以随便出入官府，可以在天子道上行走，在市场上做买卖可以不收税，触犯刑律如不是首犯可以不起诉。

1972年11月，凉州区柏树乡群众在旱滩坡兴修水利时，在一座东汉早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一批医药简，共92枚。木简分为松、杨两种材质，其中一简书“右治百病方”尾题。这批医药简是我国年代较早、形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验方著录，反映了我国早期医学水平和中医的临床治疗等真实情况，不仅是我国考古学上的重要发现，也是医学史上的大事，为我国古代医学，特别是汉代医疗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不少简牍学者认为，因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特殊，甘肃是出土和收藏汉简最多的地方，而汉简精品多出在武威。同时，武威汉简也对研究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医药和丝绸之路、民族关系、邮驿交通、科学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领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以此开辟了中国历史学、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甚至书法艺术的全新领域。现在，武威整合优势资源，把旅游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充分发挥文物资源的巨大优势，确实能让汉简“活”起来并成为“有效资源”。

三

西夏王国曾经强盛一时。然而，在西夏灭亡后，开创西夏王国的民族党项羌人却悄然消逝了，仿佛沙漠中的河流和湖泊在烈日下被蒸发殆尽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因此，长期以来，西夏王国在世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人们不无遗憾地称其为“神秘王国”。

对于西夏王国来说，武威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后方，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西夏建国后，设凉州为“西凉府”，其品位级别与西夏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和大都督府（今宁夏灵武）同等重要。历史上，凉州曾作为一道重要的屏障，护卫着西夏的西部疆域，同时，凉州又是西夏的瓷都和酒都，是西夏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对西夏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更值得倚重的是，凉州曾是西夏皇族始祖诞生与建功立业之地。

迄今为止，在武威发现的西夏文物、遗址，除闻名世界的国宝西夏碑外，还有许多国内外罕见的极其珍贵的西夏文、泥活字版佛经、西夏文医方、官府文书、卜辞、契约、木缘塔、彩绘木板画及各类酿造酽酒瓮瓷器、酒器和金、银器等等，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在国内外的西夏文化考古、研究、探索中具有极其典型、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西夏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夏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为重修寺内感通塔而立。西夏碑原被封闭在城内东北隅大云寺一座砖砌的碑亭内，清嘉庆九年（1804年），由中国著名学者武威人张澍打开碑亭，才使人们得以重睹光彩，一个神秘王朝就此浮出了水面。西夏碑的发现，使世人知道西夏国创有自己的文字，更重要的是对近代人确认、辨识和重新认识西夏文字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从而揭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到目前为止，西夏碑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唯一的夏、汉文合璧的文字最多的碑刻，现存西夏文和汉文各1800多字。

凉州大云寺，位于城东北隅，创建于公元前368年，是阿育王所建八万四千宝塔之一，原名“佛祖寺”，寺内佛塔下供奉有释迦牟尼眼舍利，是古代中国19处佛舍利塔之一。大云寺是历史上的名刹古寺，在古代不仅是国内游人、僧侣游览奉拜的重要胜地，也是国外僧人向往的重地。明洪武年间，日本僧人沙门志满远渡重洋，主持募化重修该寺院，被传为中日友好史上的佳话。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只在《梦溪笔谈》中有段关于“活字鼻祖”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的文字记载，但因历史悠久，既没有留下版本，又没有活字字印遗存。1987年在凉州区新华乡缠山村金刚亥母洞寺中发现的西夏文泥活字版本《维摩诘所说经》，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著名西夏学者、考古专家孙寿龄先生的高度关注，他耗时10多年，痴心研究西夏文化，先后“复活”了11世纪中国的活字印刷术——西夏泥活字印刷术，使沉寂千年的西夏灿烂文化得到复活、弘扬和应用。泥活字印刷术的复活，佐证了泥活字能印刷，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和西夏文化研究专家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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