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家讲述 “中国故事”
中国往事作者:沃尔夫冈·顾彬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时间:2017年4月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东学西渐\’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季羡林先生说,“我们中国人不但能够拿来，也能够送去。”
在这个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一些汉学家，致力于中国与本国的文化交流。他们不仅学习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还向本国人翻译、介绍、传播中国文化，用本土语言，讲述着“中国故事”。
在文化上，中国应该自豪
20世纪30年代，一部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向西方社会介绍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在西方国家引起轰动。
延续这一历史传统，2015年，中译出版社发起了“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邀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著名汉学家等为主要撰稿人，用亲身经历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
欧洲汉语教学协会主席、法国荣誉国民教育汉语总督学白乐桑便是其中一位签约作者。
作为第一批交流生，白乐桑于1973年11月来到北京学习汉语。多年后,白乐桑总结他当时选择学习汉语的三个动机：一是发现。历史上法国一直认为与中国具有文化差异，包括语言文字差异，正是因为差异，才需要发现。二是传统。在他看来，法中有一个共同之处，都非常重视语言文字，因此从2012年起有了两年一次的“中法语言政策与规划研讨会”。三是汉语学之不尽，越学越有意思。
中国有句老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其实不然。白乐桑坦言，中国具有一些独一无二的美好事物，由于一些原因没有传播出去，很长时间西方对此不太了解，原因之一就是存在文化不自信。白乐桑直言不讳：从1973年第一次到中国算起，我到中国近乎300次，有一件事每次都令我感到神奇，就是晨练。晨练完全是中国独特的一道风景，在我看来太有意思了，也很有意义，但在中国人眼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了。有人甚至认为晨练落后，因为不够国际化，这是不是一种文化不自信？
在文化上，中国不仅不应该自卑，而且应该自豪。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常为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所倾倒。“比如中国的书法艺术，书法作为一门艺术，这是中国特有的，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比世界其他各国多了一门艺术，这可不是小事啊！”
西方关注与书写中国由来已久
3月14日，该计划实施后首批出版的三本著作亮相伦敦书展，包括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忆当年》、印度汉学家狄伯杰的《中印情缘》和英国学者马克尔·迪伦参与撰写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让这些‘本土代言人\’用亲身经历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中译出版社总编辑张高里说，汉学家们充满真情实感和富有个性色彩的故事，不仅能吸引外国读者、使更多人喜欢中国，也生动地向世界展示发展中的中国和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次新的尝试与突破。如今，签约“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的汉学家已达15位。这个队伍还在不断扩大。
事实上，除了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西方关于汉学的“主动”研究也由来已久。
早在元代，马可·波罗便亲自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马可·波罗行纪》让欧洲人见识到了这个东方国家的繁荣与富有，“中国热”在西方逐渐形成。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将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回国，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曾通过传教士翻译的资料在书中描摹他们眼中的中国。
清末民初，中国门户洞开，中外交涉增多，很多考古材料如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和汉代的居延汉简等被相继发现，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1902年12月4日，法国在殖民统治下的越南召开了首届国际东方学术大会。
其中，有位名叫沙畹的人，后继者称他为“开创汉学研究的第一人”。他曾于1889年来华，任职法国公使馆。1907年，他开始在北方进行考古考察，深入中国社会，发现了大量此前没有人注意的考古资料。继之而起的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法国汉学家，借用中国的考古资料，将中国的历史与埃及、印度等进行对比，将中国放到世界史的序列中进行考察。
历史学者桑兵认为，近代西方形成的“汉学”研究，是由四裔逐渐向本土转移，即根据边疆的考古资料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研究。这一套研究方式对于当时的中国学者而言，无异于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啊！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
海外汉学研究，史学无疑是重要的一块内容。1982年，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国内出版，有人将这一年称为大众历史出版元年。在开篇里，黄仁宇以颇具画面感的方式叙述了1587年3月2日早上的情景：“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学者易中天至今还记得初读《万历十五年》时的震撼：“啊！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正是这本书的触动，最终让他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不过，在学术界某些学者看来，这本书出现了很多事实错误。史学家陈梧桐认为，它对史料进行了篡改，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并非全部真实，得出的结论也失之于偏颇。但这些并未影响它在大众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学术著作被翻译引进。汉学研究的书籍也以丛书的形式纷纷出版，影响至今的有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等。其中一些著作，如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等已不仅渗透学界，也成为了大众谈论历史的重要依据。
熟读这些著作不难发现，与国内史学教科书大多宏大叙事不同，海外汉学家有意将可读性与专业性进行充分结合，构建出打通专业与通俗之间的精神通道，读来活色生香。
（本稿综合《人民日报》、《新京报》、《华西都市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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