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物过永昌 ◇刘贵生
近来读一本清代人写的笔记，名《西征续录》，记载了六位官员从嘉庆年到宣统末年或遣戍或考察的西行经历，其中经过永昌县时记载了涉及该县百余年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以及民间风俗、道路交通、山川景色、气候物产等内容，多侧面多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是难得的史料。
翰林院编修、户部主事祁韵士在其笔记《万里行程记》记叙了嘉庆十年（1805年）从武威出发经过永昌县的经历，“西行三十里至三十里铺。再三十里至永昌县，风景闲旷……”其中提到了水磨关、水泉驿等。浙江湖州知府方士淦在《东归日志》中记叙了道光八年（1828年）从山丹县到永昌县，“峡口尽戈壁……”从水泉驿到永昌“乱石路极多”。
林则徐在其笔记《荷戈纪程》中叙述他本人及随从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从武威丰乐堡启程到永昌的经过：“十里良山堡，又十里沙河堡，即柔远驿也，闻有振武将军孙思克碑。思克者，康熙间名将也。交永昌县界。永昌涂令遣丁具膳。饭后又行。”随后，记叙更为详尽，“自九坝至头坝，皆民间所筑以御山水者。自此起至县城东门十里，绿杨夹路，清泉泠泠。在城内行馆宿。二十四日庚子，阴。黎明行，出西门，沿途大石，几无行处……”到空心墩，“道旁有张将军战胜处碑。水泉驿宿，仍永昌辖，有堡城，驻一守备。行馆狭小驿丁具膳。是日，山石涧水，处处难行……”
同治帝师、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在《莎车行记》中记叙了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二十九日，从八坝吃饭到永昌县住宿，然后“水磨川尖，水泉驿宿”及过峡口的经历，并引用了古人的两句诗歌，“两山影逼天多暝，五月风寒草已枯”“雪后经此，重裘犹寒也。”清代诗人方希孟在《西征续录》中记叙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过永昌境的描述：“至永昌县，城东三里许，双碑屹立：一大书‘大明湟中祁将军手擒三虏，孤军战胜处’；一纪战功，字迹模糊难辨。”文中提到“过水磨河，乱石蹲踞，急湍怒号，上横板桥。”文中还记叙至水磨关、水泉堡、硖口驿的经历。
由江西巡抚调任新疆巡抚的袁大化在《抚新记程》中记述宣统三年（1911）到永昌地界，并对当地环境有描述：“南临炭山，北望苏武等山，路经山水、渠流冲刷，年久遍地碎石，荦确大小不一。”文中提到“沿途驿站，多余颓壁，空无居人”。作者在文中详细描写了永昌城的周边环境，经过战乱已经破败不堪。
六位清朝官员所记事情跨度百余年。笔记大多标明了具体日期。文中的纪年方法是年号和干支兼用法，在没有使用公元纪年法之前，皇帝年号和干支计年有简便可行的推算方法。从清人日记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交通工具的落后。内地去往新疆的路上是在州府或县城雇用了马车和车夫，一站一站地送，经年累月，旷日持久。路不平，车又颠，上了岁数的人受不了。二是在计算里程方面，路上没有总里程碑，而是各驿站里程屈指算来一一相加。驿站名和村庄名多为十里铺或二十里铺，也有叫五里铺的。日记中提到了许多地名，特别是一些村庄名，今天的地图上早已找不到，或许实地踏访这些村庄，从老人们口中能知晓一二。三是当时社会封建色彩较浓，崇拜尚武英雄。祁韵士、林则徐和方希孟的日记中均提到过“破虏英雄”或作战勇敢的人，为他们树碑立庙，这大多是当时为封建统治者做出过贡献的人物，如今碑、庙在何处已不可考。四是有的官员为当地经济发展着想，袁大化在经过永昌时曾考虑“若铁路经此，多用石子垫路，工省且坚”。
从清朝这些大人物日记中可看出，由于清代中后期腐朽的封建统治，加之自然灾害、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到清末，永昌在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没有取得进展，社会发展相比较“康乾盛世”时期出现停滞不前现象，甚至出现了倒退。通过清末西方探险家在经过河西走廊时拍摄的一些照片，我们看到当时的百姓已经苦不堪言。这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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