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 肖云儒
朋友们在一起，谈到各人的来龙去脉，我总是一句话说不清，得呜呜讷讷解释半天：“祖籍四川，在江西生长，去北京求学，最后落脚在陕西……”这时候，那种无根的感觉便分外强烈。
光是地域上的无根还倒罢了，无奈的是，我在专业上、职业上乃至整个文化归宿上，都可算是无根的一类。从南昌一所中学毕业，去北京一所大学学了四年新闻，然后来西安的报社当了二十多年编辑、记者，业务上刚刚伸展了一点根系，却乍然被调到文联。到文联也好，本来就挺爱好文学，未尝不是一条发展的路子。
无奈的是给我压的担子是机关行政和业务组织工作。文弱的生命，一仆而侍二主，这就苦了。我这一代属于听话的一代，担子压上了，不想干，也会调适自身，很努力地去干。干久了，竟也或多或少滋生出新的兴趣，以致有人笑话我是大观园里“周瑞家的”，只能苦笑着默认。
当然，业余时间并没有放松写东西。我一直爱好写一点散文和文学评论，也出过几本聊以自慰的书。只是文联乃文学艺术各界的联合会，我没有办法不从工作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专业爱好，这样便只能把许多想好了的散文搁下，把相当一部分文学评论缓写，去影视、戏剧、歌舞、美术各界发表言论。
自小是个搞业务的坯子，当然不甘于完全说外行话，这便要花去仅有的一点业余时间来学习各门类的艺术，就这也仍然没有成为内行。十几年来，便如此这般无奈而又认真地去说那些隔靴搔痒的话。事业和人生都没有自己的领域，愧而不敢言根。
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慨叹我的生命有如火腿肠，四面八方都伸出刀子切你一片，留给自己的已经所剩无多。直到过了知命之年，才想到要挣扎着突围，在少得可怜的业余时间里，决心有所作为，稍稍集中地干一件事。思忖再三，我只能以江南人的身份来研究西部的文化艺术，从水的视角来观照山的内蕴。这样便有了我主编的六册一套的“中国西部文艺研究丛书”，也被称道，也得奖励。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依然是一种杂交的、无根的劳作。
大半生便这样从一种土壤移栽到另一种土壤，从一棵树上嫁接到另一棵树上。刚刚伸开一点枝叶，旋被连根拔起，在不断地剥离中游动。心里回响着山南海北的音调，鞋底沾满了山南海北的泥土——江南的红土，北方的黑土，西部的黄土。
若以“万金油”自比，也不是纯正嫡传虎牌万金油，倒像是时下掺进了各种添加剂的清凉油。闲来无事，便作打油诗以自嘲，诗曰：“客居长安久，心泉南音流；回首平生事，游子唏嘘稠。南辕行北辙，无根实堪愁……云昏日已斜，忽忽将暮秋。”
大约是1957年，由南昌去京华求学，开始了说普通话的历史。其实那只是对外交流时才用，在其后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心里说的仍然是乡音。思考的语言，回忆的语言，还有自言自语，都是南昌口音。饿了，心里想的是“我想吃(qia)”；要睡了，心里想的是“我想困觉”。这种心语与唇语的错位，严重地影响了我说普通话的水平，却给了我感情的慰藉。
那是母语剪不断的召唤，是遥远的家乡和我的暗通，是心灵深处根的确证。“文革”中，我和报社的知识分子一道被下放到大巴山深处的西乡县。这里翻过山就是川北，离我的祖籍广安县不远，当地老百姓说一口川音，便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父亲三十年代出川去京求学，辗转到赣南生下了我。我未满周岁他即去世，从此和四川老家断了联系，一直在南昌姥姥家长大。现在老家近在咫尺，怎么也克制不住要去敲敲她的大门。1972年初秋，我只身去了广安岳池。
在华山下，在川北贫穷的土地上，我被不知名的鸟儿引领着串门走户打听，人虽作殊方之语，鸟却鸣故土之音。两天后，终于敲开了二伯父的茅舍。凝视着这位分明陌生而又隐隐相识的老人，我泪水盈眶。走访了村里肖氏家族几乎所有的老亲旧戚。
他们都有一副国字脸，被方方的颧骨框住，中间挺出高耸的鼻梁。我知道，这也就是我。我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我扑倒在祖父坟前，失声痛哭，哭我在三十多年后终于找到了故土，找到了根。泪水将祖父坟前的土糊了满脸满嘴。我在老家只住了两天，乡亲们生活的拮据使我不好意思再住下去。故乡于我如客栈，我于故乡如过客。
第一次回故乡的冲击力太大了，川北的乡音乡容乡情，对我原来以江南为家乡的观念来了一次强力的扫荡。从那时起，我心中的语音发生了变化，思考、想象时慢慢不用南昌话了，也不是我根本不会说的四川话，而是一种无法规范的混杂的南腔北调，有时跳出几个南昌话的词组，有时又跳出几个陕西话的词组。
这种拼盘式的心音很使我惊骇，我不知道我是谁，还要走到哪里去。很长一段时间，陷在惶恐不安的泥泞中无法自拔。回川北，没有确立新的根，旧的根却从此失去。“孤客一身千里外，未知归日是何年。”在动荡的现代生活中，乡关何处？没有精神归宿，又将何以自处?
几乎有一年之久，我调适着自己。既然乡音已改，也只好退而求其次，当一个说通用语的“通用人”了。为了心绪的宁静，我很少再回故乡，无论是南昌还是广安，是害怕那种故乡视我为异客的感觉，是害怕陆游“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的感觉。就这样“客似秋叶飞，飘摇不言归”吧。
所幸的是，在我的梦境中，依然保留着南昌话的领地。那些梦里依稀的话，尽管无声，尽管连不成句子，尽管醒来后大都忘却，却是我的母语，是家乡和我最后的联系。我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弱如蛛网的游丝，生怕横生不虞，一旦断了，此身将离家乡飘然而去，从此不知所之。
有次在青岛街头，在嗡嗡嘤嘤的市声中兀地听见前面响起了南昌口音，那是一对夫妻抱着个三四岁的孩子。我不由得跟定了他们，搭讪不上，便眯起眼看着孩子笑，逗得小家伙也绽开花骨朵似的小嘴。
不料引来了母亲的戒备、甚至带一点厌恶的目光。我只好向这两位老乡解释“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心情，解释“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苦衷。他们敷衍地笑笑，礼貌地告别而去，只有趴在怀里的孩子送过来一个灿烂的笑容。
我忘情地站在街头，看着他们消失在涌动的人群中，一片归心似乱云。
迟早要出现的事终于出现了，最后的告别终于来临了。这是一个澄澈明净的秋夜，日子我记得十分精确：1995年阳历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二，霜降的第二天。
前一年，母亲逝世三十周年时，我写过一篇祭文，题为《三十年去来》，作为我的专著《民族文化结构论》的代序。一年以后这本书才出版。
这天我刚刚拿到样书，又重读了这篇文字，很有点自足，总算是完成了一件事，总算是给守寡多年把我拉扯大的母亲又献上了一份安慰。晚上我什么都不干，给自己放了假，十时半就睡下，睡得很熟。我在梦中见到了她。
她不在南昌，不知为什么住在一座不知名的小城。狭窄的巷道七折八叠消失在凌乱拥挤的木板房尽头。她推开小阁楼的窗子无声地唤我。“妈，你还活着?”她不答。“你怎么离开南昌，住到这里来了?”她不答。
“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一个人苦自己?”她还是不答。我急得上去摇她，母亲突然开了口：“云儒，怎么听不懂你的话!”我扑上去喊：“你怎么听不懂我的话?怎么能听不懂……”便醒来了。
四顾茫然，全是那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的黑暗。钟在嘀嗒踱步，熟睡的妻起伏着微微的鼻息。“乡路眇天外，归期如梦中。”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整整三十多年，让她一个人孤寂地生活在千里之外。黑暗和静谧使我清醒，我将梦拉成慢镜头，一点一点回视、分析，停在了母亲最后那句话上：“云儒，我听不懂你的话！”
听不懂我的话？我刚才说的什么话？难道不是南昌话？哦，不是。不是乡音，不是残留在梦中的最后的乡音。那种混杂的南腔北调，那种随处可以通行却无法让家乡和至亲听懂的语言，已经突破了最后的防线，侵入了我的梦乡，侵入了我的潜意识。
我和家乡连梦幻般的联系终于也中断了。我真正成了一个无牵无挂的人，一个无根无源的人了。窗外冷月泻地，对面的楼房被砌成白黑相间的立方体。白的是冰砖，黑的是深渊。房子旋起来，床板飘起来。人掉进无边无涯、无声无息、如火如荼、如咒如符的大悲哀中。除了认可这无根的现实，忍受这无根的命运，别无选择……
从枕下摸出夜光表，那一刻是半夜三时十一分，秒针远离时针、分针，在表盘的另一端移动。
一个月后农历寒食节的晚上，我和妻第一次给母亲烧纸。虔诚地在地上画一个圆圈，望着变幻莫测的光焰和冥冥飞升的纸灰，我用失去了母语的心音，祈求着生我养我的母亲、生我养我的故土，宽宥和饶恕不孝的儿子。
尽管我懂得，生活在动荡的现代社会，流动是正常的，无根是正常的。尽管我懂得，由静态的地缘文化向动态的业缘文化过渡，是一种必然，一种进步。我也懂得，多维实践能力和多维文化底蕴构成了现代人真正的优势，却仍然承受不了无根的漂浮失落和孤独无助，承受不了无根的社会压力和道德重负，承受不了无根造成的那种永难愈合的心灵创伤。
我总是固执地想，无根的现代人才越是需要土地，离乡背井的现代人才越是渴求家园啊!
（作者系著名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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