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祥绥和民国《西乡县志》
孙启祥
民国37年（公元1948年），西乡县人薛祥绥纂修的《西乡县志》石印面世。这是民国时汉中继《续修南郑县志》之后的第二部县志，也是民国期间汉中仅有的两部新修的完整的地方志之一。这部县志，从着手修纂到付梓印行，经历了抗日战争等重大事件和社会变革，历时达28年，从中既可窥见乱世做事之艰难，又可追怀文人雅士之责任和坚守。
用今天的话说，薛祥绥既非地理学历史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又无修纂地方志的义务和职责。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先后在北京政府统计局、南京政府审计部就职，并兼任几所大学的教授，公务不可谓不繁忙。但是，也许因了其地方志情怀（薛祥绥还撰有《论续修陕西省通志稿》），也许因了其家乡情感，更可能因为冥冥之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作祟”，薛祥绥却与《西乡县志》结缘，从而成就了一部不朽的巨著。
早在民国9年（1920），西乡县知事岳笠山即延请邑人赖季清和薛祥绥重修《西乡县志》，二人曾商榷体例，但当时薛供职北京，编写事宜只能由赖一人承担。不过，薛祥绥始终将编纂《西乡县志》放在心头。1931年冬，他奉命赴陕南调查水灾，回到西乡，遂影钞道光年间张廷槐纂修之《西乡县志》带至南京，得暇即校正补苴，为重修《西乡县志》积累素材。后二年，西乡县士绅邮寄赖季清所撰志稿至，薛祥绥发现“擅长词章，史学非所专长”的赖季清所撰稿“未洽人意”，实难付梓，遂决定重订篇目，从头编修。为了使志书资料完备，体例洽且，薛祥绥多次出入于北京、南京的各大图书馆，屡屡致函地方人士，参群书，考碑传，访轶事，掇丛残，接纳众议，搜求事实，常常牺牲节假日，甚至通宵达旦，真可谓艰辛备尝。1933年，《西乡县志》稿成，1936年杀青。其间，薛祥绥还利用公务之便和朋友之谊，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西乡县志》题写书名，请焦易堂、张继、张凤翔、江瀚、沈卫等政界人士、教育家、书法家题词。眼见十载耕耘就要结出硕果，不料日寇大举入侵，国势日蹙，刻印发行《西乡县志》之事只能搁置。薛祥绥带着书稿奔波，本欲“广事博访，补其未备”，继续修改完善，孰料天不假年，积劳成疾的他没有等到志书面世，于民国29年（1940）遽然病逝于西安，使闻者潸然。
薛祥绥逝世后，其乡人江伯玉收其遗稿，辗转运回西乡。日寇投降后，在西乡县官员和乡绅的赞襄下，《西乡县志》于民国37年（1948）刻板石印。刻印时，除刻制了前文所述各位名流的题笺，还将清康熙时知西乡县事王穆撰《西乡县志序》、道光时知西乡县事张廷槐撰《重修西乡县志序》、民国时西乡县知事岳峻撰《续修西乡县志序》、参议会议长穆星阶撰《西乡县志序》，由书法家徐泽生、李白瑜等用行书、行草、魏碑等书体书写，从而使这部学术佳作锦上添花。薛祥绥在天之灵终于得到慰藉。
薛祥绥编纂的《西乡县志》，约43万字，素称“体例谨严，文字典赡”，“宏富详实，洵堪称许”，它不单是一部地方百科全书，其中也渗透着被于右任称为“书生中之书生”的薛祥绥的信念和追求，故于体例创新、史料发掘、方志理论多有建树。如全志不分卷，只分为20分志，对后世地方志篇目设置具有开创之功；对西乡县沿革及历代大事，考据精确，不惟可补旧志之不足及考正其乖误，亦可作后来之准绳；于各类之首，概括叙述义例，考评往事之得失，分析于民生之利病，不失为后世修志之借鉴。现在，西乡县档案馆藏有民国《西乡县志》之抄本和石印本，市档案馆、镇巴县档案馆藏有石印本，它们既是兼具地方文献、书法艺术功能之文物，亦为研究文化传承、文人情怀之珍贵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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