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十里铺
老华清公路示意图
十里铺西头路南的这条小街道是老的华清公路
十里铺村老崖头
□文/图张君祥
地处浐河西岸的十里铺也叫东十里铺，距西安东门十里，是西安东去的要冲。1926年镇嵩军围城，刘镇华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张学良将军劝阻学生讲话时就在十里铺下浐桥东边，从西安通往十里铺的华清公路就是为纪念“西安事变”而得名。我家在浐河东面，与十里铺很近，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我无数次从十里铺东来西往。
老华清公路不是现在的华清路
最早通往十里铺的华清公路，不是现在的华清路。过去的华清公路是从中山门出来，向东北方向倾斜，经西安火柴厂门口那条街道，再过东关小北门洞子，沿西安搪瓷厂后门，行至安仁坊，路径才变成端东正西。
由安仁坊行至万字营（金华路十字北边），向东北方向斜去，途经南张庄南的“五省仪园”、“江苏仪园”门口，再经大战壕和“农庄果园”，向东北方向直走，用不了多时，就到了十里铺。
华清公路，当时是西安通往华北、华东、华南唯一的一条公路。公路不宽，最多两丈，用石子铺成，也不太平展。那时修公路很少用水泥灌浆，多是铺的石子，用黄胶泥搅拌些白灰灌浆而成。
为了华清公路路面不被硬轱辘车轧坏，政府在紧贴公路的北边，又修了一条专行硬轱辘车的土路便道。
十里铺之西约150米的路旁，修建了一个二丈高的土墩，四棱饱满，上窄下宽，如骊山的烽火台。有人说这是打仗用的观察风向的土台；有人说是西安至东十里铺的路标；更有甚者说，那就是张学良将军对学生讲话的地方，前两种说法我相信，至于张学良讲话的说法没有依据。
要见旧时的华清公路，现在十里铺西头路南那条小街道就是原来华清公路的路基。
又长又陡的十里铺坡
关于十里铺，有几句俗语：“下了十里铺坡，遍地是苞谷窝。早晨喝糁糁，晌午糁糁喝。若吃改样饭，除非打搅团。”不难看出十里铺的坡地特点。
十里铺村人居住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坡两边，坡很陡，也很长。坡上边称“西上岸”；坡下边叫“河底下”。“西上岸”的土地是旱地，易种夏粮小麦、豌豆；“河底下”是水地，易种秋粮玉米、谷子。
从浐桥西桥头，向西南方向斜行，到了十里铺坡下的拐弯处，才是上坡路。崖头口大约有200米宽，两边约有二崖塄，二崖塄上边很平展，有人盖着瓦房，房后边打着窑洞。要上下二崖塄，必须经过二塄边的小斜坡。
为了谋求生路，有人在二崖塄下边打了一孔小窑，作为小店铺，卖个茶水、糖果、瓜子、花生、烟卷。我记得很清楚，有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腿有残疾，拄着拐杖，为了生存在二崖塄下边也打了一个小窑洞，开了个绱鞋铺，以微薄的收入维持一家生计。后来我才打听到，他叫魏生茂，现已过世。
村中间之北，二崖塄上边有个关帝庙，庙前修建了一座炮楼，四楞四正，用青砖砌成，约二丈高。二层墙上有炮眼，上端砌有锯牙形的砖墙。民国时，浐桥乡公所设在里边，新中国成立后，十里铺派出所驻扎在里边。现在，这里建起十里铺村村委会的办公大楼。
快到坡顶，街道两边有几家杂货铺、小饭馆、茶炉等小店铺。上到坡顶，路南便是张凤鸣家的车马栈，门楼又高又宽，高约三尺，如东关小城门。1949年后车马栈充了公，早先是十里铺乡政府在后院驻着，乡政府变成公社那阵儿，十里铺公社卫生院驻在前边。后来，十里铺公社卫生院被扩大为十里铺骨科医院，搬出张家院子，迁至十里铺西南角的院落。现在，这里是十里铺街道办事处。
张家车马栈对门就是李家车马栈，后来成了双郭菜刀厂，菜刀厂倒闭后，现在盖了两栋多层的商品大楼。
村西头路北，是何家醋坊，我小时常提着坛子到何家醋坊打醋。何家醋坊酿的醋，又酸又香，放的时间长，在方圆数里很驰名。老掌柜不知名甚，我只知道他的儿子叫何根尚。
距村西头约50米处，还有两三户人家，在自己房屋门前开设小饭馆和烧醪糟摊点，方便过路行人。
天时地利人和都占着
从十里铺村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来看，这里的村民生活，要比远郊一些村民的生活优越得多。
天时地利人和，东十里铺都占着。村落虽在崖塄边，但“西上岸”拥有平展展的数千亩耕地，“河底下”又是千亩水耕地。天旱了，有“河底下”来弥补；天涝了，有“西上岸”来弥补，真可谓旱涝保丰收，吃喝穿戴都不愁。陕西民国十八年遭年馑，其他地方的人没粮吃，可十里铺村的村民，把粮食还向外卖哩。
加之，十里铺村又在近郊城边，交通要道口，不算大镇，也算个小集镇。街面上的人家，凭借一街两行的临街房，开个小商铺，小饭馆，摆个纸烟摊，支个茶水桌，做个小买卖，虽挣不了大钱，但小钱不少挣，人们的生活自然比其他村优越。
吆着牛车上十里铺坡
我们浐河东面的人，说来要比十里铺的人苦得多，如果种蔬菜瓜果，还得到城里掏钱买粪水当肥料。
旧时，西安城的厕所都是旱茅厕，不用水冲，茅坑满了，叫来专门担粪的工人，给清除担走，户主给担粪人一些钱。担粪人将粪担到胡家庙村南的地里，摊在地上，一块一块晒干，专卖给河底下的农民。
为了让栽种的蔬菜、瓜果长得好，就得上人粪。尤其甜瓜、西瓜，不上粪就不甜。我十多岁的时候，和我六爷一起，常吆着他家的老牛硬轱辘车，去胡家庙村南粪场拉粪。
卖粪，都是以老笼计量算价，一老笼粪十块、八块不等，像做生意一样，可以讨价还价。我和六爷去买一趟粪，一车只能装五六个老笼。去时是轻车我吆，回来时是重车六爷吆。有人会问，一辆老牛车为啥还需两个人去吆?究其原因——车要上下十里铺坡。
那时的十里铺坡，又陡又长，车吆到半坡，就得歇缓歇缓，加之又是硬轱辘车，没有闸，车辙高低又不平，车行到半坡，后面就得有人赶快抽出“垫木”，垫在后轱辘下边，不然，车连牲畜就可能一起滚到沟底下去了。再则，上坡车辕要重，人压着车辕，不然，牲畜容易“吃前呛”。
我们经过十里铺坡把粪拉回来，倒在场上用砖头砸成面面，担到地里，一窝一碗地上到秧苗下边，再浇灌一两次水，才算放下心。
在十里铺工作的三位抗战老兵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开始了寻访抗战老兵的历程，仅在东十里铺工作的就有三位抗战老兵——胥继武、吕生兰、张双忍。
胥继武，是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初寻访的抗日老兵之一。他是陕西西乡县人，当时兄弟三人都在中条山抗日。胥继武原是第四集团军特务营机枪连排长，是打捞“八百壮士跳黄河”的见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西安市环卫局十里铺清洁大队队长至离休，曾多次受到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台等媒体采访，现已成百岁老人。
吕生兰，灞桥区吕家堡村人。黄埔军校西安第七分校学生，1944年任第四集团军新编第五十五师警卫连排长，参加过中原会战，直至日本投降。解甲归田后回乡行医，由于他医德高尚，待人和气，深得人民爱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十里铺组建卫生所，继而卫生所合并为十里铺公社卫生院，现已成为十里铺骨科医院。2014年吕生兰去世，享年九十五岁。
张双忍，胡家庙村人，原是孙蔚如所率三十八军军医，曾参加中条山抗日，继转战河南，参加“忙山封围”和豫西会战。日本投降后，他返乡行医，在十里铺开了个诊疗所，为乡民治病。张双忍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把他叫叔。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父亲常引我到十里铺张双忍开的诊疗所医病。自我工作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1995年春，上级部门让我去十里铺采访十里铺村村主任鹿剑飞。我接受任务后，立刻骑着自行车去十里铺，经打听，知道了鹿剑飞的家在十里铺小学东邻。我刚进他家门，就闻到了一股中药味，他说：“我是给我母亲熬药哩。”第二次去他家，他仍然在给母亲熬药。通过几次采访，我了解到他的事迹非常感人，他不但是鹿家的孝子，而且是十里铺村的孝子，有村民说“他比我儿还亲啊。”随后，我以《人民的孝子》为题，写了16000字的报告文学，该文被选入《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人民代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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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西乡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