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羌”何时改“宁强”
1941年12月，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赴西北视察后，从西安乘汽车返回重庆。据说于右任血压高，不宜坐飞机，才改走陆地坐汽车的。正因为此，于右任一行才于1941年12月8日从汉中经大安来到宁强，并留宿一夜。
于右任过宁强的最直接的证据，是我在网络上收藏的一幅照片，照片原件保留在宁强县档案馆里。
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淘洗，照片画面虽然变得陈旧发黄，但画面清晰，能传达出多种信息：一是画面正上方一行黑底白字，标明了照片的内容“宁强县各界欢迎于院长右任先生过县时留影，三〇·十二·八（1941年12月8日）”；二是画面正中第一排中间那个个高有长白胡子的是主角于右任，左边几个戴礼帽、穿长卦的像是民国县政府、县党部要员，右边的几个可能是县上各界名士，最后面的便是欢迎的中小学生；欢迎的场地似乎在一个开阔的土场上，后面有两座瓦房。房背后是土坎，远处隐约还有一座凸起的山。据当年参加过欢迎仪式的王中岳老人回忆说，欢迎场地是当时的北关车站。
于右任先生这次经过宁强，因给宁强新县名题写匾额“安宁强固”，故在宁强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也留下一桩公案，便就是“宁强”更改新名是否是他所为？
据县志记载：民国29年（1940年），时任宁羌县县长刘法钰倡议，地方人士赞同，拟将“宁羌”县名更名为“宁强”“汉宁”“嶓冢”“嘉陵”等，由县图书馆馆长金化鹏起草《宁羌县更名意见书》，呈报上司。据笔者推测，“宁羌”“盖辑宁羌氐之义，欲羌之永宁耳！”有对羌族的歧视，也有平乱之义。当时又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改名正当其时。
民国30年(1941年)12月，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民二吏字第4116号训令，批准将“宁羌县”改为“宁强县”，随文颁发新县印1枚，民国31年(1942)元月1日起生效。更县名倡议人，原宁羌县县长刘法钰由咸阳任所来电：“宁羌县僻居边区，而民风纯厚，忠直尚义，过去克己奉公，捍卫地方，尽有最大之努力。抗战军兴，出钱出力，尤有显著之成绩，此次宁强一字之易，用意深长，令后当益能振奋新献，日超日强也。奉令庆幸，特电致贺！”倡议人刘法钰的贺电道出“宁羌”改为“宁强”之于抗战时代的深远意义，以及正能量的发扬光大。
该年12月8日，于右任路过宁羌，为贺“宁强县”新县名，书“安宁强固”匾额一幅，书毕云：“亦可作新县名之解释。”刘法钰电贺和于右任题匾文意，都可见出改新县名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爆发，因谐音一字之变，寓意却大改，蕴含着宁强和中国强大、坚固的期望，以及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深义。
与这段佳话有关的细节，陈远林在《忆于髯翁过宁挥笔及其纪行诗》也有较详细的记述：
“在抗日战争期间，（于右任）1941年冬由陕去当时的陪都重庆，途经宁强，各界人士曾热烈欢迎。下榻于县城内北大街中央银行。入夜登门求书者摩肩接踵，挥笔时间虽只有两三个小时，但成书甚多，大小条、横幅不下数十件，俱皆精妙……我觉得还有一张横幅也值一提，那便是给已故宁强县参议会议长金化鹏所书的‘安宁强固’4字。那年正值‘宁羌县’更名为‘宁强县’之际，翁书毕还对金云：‘亦可作新县名解释。’在翁离开后，不知谁出了个令人遗憾的点子，摹勒上石时，略去‘安’‘固’2字，由县上已故书家省参议员王岱安摹写了一个‘县’字作为续貂，合成‘宁强县’3字，嵌在县城‘通济门’（即北城门）额。建国初期因修建和拓宽环城公路，在施工过程中由于管理上的疏忽，致使这一文物连一个字都没有被保存下来……”金化鹏时任宁强县参议会议长，于右任给他题书实际就是给宁强县参议会和给宁强题字。
现今有人完全曲解了这段史实和佳话，认为于右任路过宁强，既然书写“安宁强固”匾额一幅，又为新县名作了解释，那新县名“宁强”肯定就是他改的了。以上史料充分地说明了三点：第一是将“宁羌”县名更名为“宁强”“汉宁”“嶓冢”“嘉陵”等，是民国29年（1940年）时任宁羌县县长刘法钰倡议，各界赞同上报的；第二是民国30年(1941年)12月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是在众多选项中择其一，已批准将“宁羌县”改为“宁强县”；第三是该年12月8日（见照片拍摄时间）于右任路过宁羌时，碰上宁强改新县名，于右任为贺之才书“安宁强固”匾额一幅。至于他书毕云“亦可作新县名之解释”也仅是他个人的见解，而当初地方政府呈报时“宁强”也肯定另有释义。
所以说，将“宁羌”更名“宁强”绝非于右任所为，而是在他来之前新县名更改就已既成事实，只是他来时碰巧遇到新县名即将生效之际，受当地要员所请，才题书并释义，与他亲自改新县名完全是两码事。至此，“宁羌”改“宁强”是否于右任所为这桩公案，也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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