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的英雄情怀
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的英雄情怀
□文/何永炎
唐代诗人里，除却我最喜欢的“诗仙”李白之外，当然还有“诗豪”刘禹锡了。李白是狂放，属于天上神仙一路；刘禹锡是豪放，属于人间英豪一脉。
有人说，刘禹锡是匈奴人，因为他的七世祖刘亮在北魏做过官，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故改刘姓。他父亲刘绪因避安史之乱，南迁浙江绍兴。刘禹锡生于海边，他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似乎想和刘备攀亲，其实这只是他向往英雄的一种自嗨。
刘禹锡在贞元九年（293年）二十一岁考中进士，接着又登博学宏词。他在杜牧祖父淮南节度使杜佑帐下做了几年幕僚，回到长安就任监察御史。后因参加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直至元和九年（814年），也就是“二王八司马”事件之后的十年，朝中有人想起他和柳宗元，认为还是挺有才干的人物，才把他们从贬谪之地召回朝廷。
经过十年的贬谪和消磨，很多人雄心不再，或者别开人生境界，比如柳宗元，就在贬谪之地永州，像《江雪》中写的那样，重新找到自我，与山水自然达成和解。回到京城的时候，柳宗元就写诗表白“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装懒装傻，甘为人臣。虽然还有些悲愤，但锐气顿消尽净。可是刘禹锡不是这样，他回到京城发现满朝文武都是在他走后上位的新人，立刻写了一首诗《玄都观桃花》，这是后人的简称，原诗题很有意味，叫《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这首诗很有名。诗云：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从原诗题中一个“戏”字，到诗中的揶揄之语气，尽显诗人一脸的不屑。那些踏着紫陌红尘喧嚣而来喧嚣而去争看那上千株的桃树，都是我刘禹锡当年被贬之后栽的啊！
据说当时权相武元衡看到此诗之后，颇为震怒，说刘禹锡讥讽朝廷是因为贬得不到位。那么，好，再往下贬，往最远最苦的地方贬，还要与他亲密的好友柳宗元一起贬。于是，刘被贬为最苦之地播州（今贵州遵义）任刺史，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柳愿用刺柳换任刘的刺播以照顾年迈体衰的刘母的动人故事。后当朝宰相裴度站出来说情，才将刘改刺广东连州，后来刘又辗转到四川夔州、安徽和州。这一次离开京城十四年，直到调任主客郎中才回到长安。
朝政起伏，风云变幻。回到长安之后，刘禹锡并没有像常人那样小心避讳，而是又以重游玄都观并再次赋诗和权贵们较劲。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首七绝《再游玄都观》，和当年那首《玄都观桃花》相呼应。你看玄都观中，今天怎么样？世事沧桑变幻，现在百亩庭中青苔满布，桃花也不见踪影，换的是普通的菜花金灿灿一片。时间是最公正的。当年那些人又哪里去了？刘禹锡生性达观，寿高命长，他的那些政敌如武元衡之辈已早他而逝。诗人本来以为当朝权贵会气得七窍生烟，他也做了再次被贬的准备，并安排了南下的行程，结果却毫无动静。
从两首玄都观桃花诗中，可以看出刘禹锡的性格，可以看出他的豪放，这是英雄本色的豪放。刘禹锡与他的好友柳宗元，两人真的是不一样。柳宗元在打击面前，另寻自我，别开天地；刘禹锡在打击面前，却坚持自我，永远做那本真的自我——我与世周旋，我与我周旋，我就是我，宁做我！所以他在接下来的贬谪生活中，依然故我，不改本色。最后，还是朝中好友裴度出面给刘禹锡安排在洛阳做了几年无聊的分司官后，又推荐他做了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刘禹锡一直想在苏州做官，裴度在退休之前帮他实现了这个心愿。刘禹锡离开苏州后又去了汝、同二州，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回到洛阳，从此开始陪同裴度、白居易饮酒、观棋、赋诗，谈天说地，直至终老。
刘禹锡的坎坷一生，早年得到杜牧祖父杜佑的关照，中年以后受到裴度的眷顾，以他的才能加上前后两位著名宰相的欣赏，只要不和那些当朝权贵顶牛，他完全可以青云直上，一如其《陋室铭》所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也正因为梦得心胸有如无尘之境，故而能够写出如下的快乐之歌：“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堤上行之二》)还有一首宛如三月春光明媚的《竹枝词》也这样写道：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把世间男女爱情写得如此天然清丽，在唐一代，惟“诗豪”刘梦得（注：刘禹锡，字梦得）耳。诗风的明媚，源自心胸的畅亮。在坎坷的遭际面前，柳宗元不敢大声作不平之鸣，而刘梦得却不止于戏谑而已。此乃梦得“信道不从时”、“忧国不谋身”的英雄情结之谓也。
诗人不幸诗家幸。假如刘禹锡没有那二十几年的被贬谪的生活，又怎么可能写出震烁千古的金陵怀古和脍炙人口的竹枝词呢？又怎么能写下与白居易扬州初会时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样举世无双的神品：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这首诗写于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从贬谪的和州刺史任上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也从苏州刺史任上返回洛阳。他俩在扬州不期而遇，喜出望外，当置酒唱和。首先是白居易赋诗：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白居易的赠诗，牵动了刘禹锡的心思。他想，自己和白居易都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已近老境。过去的众多好友如王叔文、韦执谊、柳宗元、吕温、韩愈等都先后去世。但时代在发展，新的生命仍在继续，这是自然规律。想到此，他便随心回复了以上那首七律。
刘禹锡的即席和诗，借用“山阴闻笛”和“王质烂柯”两个典故，慨叹人事皆非。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实为自然造化，清末民初诗评家俞陛云（俞平伯之父）说，梦得此诗，“悟彻菀枯，能知此旨，终生无不平之鸣矣。”“五六久推名句，谓自安义命，勿羡他人。试看沉舟病树，何等摧颓，若宇宙为无情之物，而舟畔仍千帆竞发，树前仍万木争荣。造物非厚于千帆万木，而薄于沉舟病树，盖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造物亦无如之何，深合蒙庄齐物之理矣。末句归到席上见赠，不言借酒浇愁，而言精神更长，所谓空肠得酒芒角出，绝不作颓丧语。与始闻秋风诗同其豪迈也。”（《诗境浅说》，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0-81页）白居易曾感叹刘禹锡的沉舟病树这两句诗，“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宋·计有功辑撰《唐诗纪事》上）简单说来，“沉舟”一联，体现了诗人的豁达大度。千帆竞发，万木逢春，大好局面啊！个人的不幸，就那么回事吧，让它过去吧，英雄无悔嘛！向前看。
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年出生，“同年同病同心事”，两人简直就是孪生兄弟。他们都曾贬官长江三峡，做过苏州刺史，晚年都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那时德高望重的裴度做了东都留守，修筑绿野堂养老，白居易、刘禹锡都是绿野堂常客。刘禹锡有生死之交柳宗元，白居易有生死之交元稹，各自失去生死之交后，他们成了最后的好朋友。
会昌二年（842年），七十一岁的刘禹锡先走，白居易写下《哭刘尚书梦得》表示哀悼：
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
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
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
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
“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白居易认为他和刘禹锡都以天下为己任，故以英雄相许，而且最了解刘禹锡的微言大义。前一句白居易自注：“曹公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后一句同样有注“《春秋》之旨微而婉也”。据孔子修完《春秋》后曾慨叹：“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我以为，此谓孔子论史，实为人格之品题。毫无疑问，刘、白都应知道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这与刘禹锡在扬州初会白居易赋诗中的“暂凭杯酒长精神”的英雄情怀相契合。当然，刘、白也都应该明白春秋大义。人生啊，就应该具备这种舍我其谁的气概，有这种知我罪我的操守和坚持。这就是一种豪情，一种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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