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早确认汉中为“栈道之乡”
梁中效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在空间上有一个从西部到东部，由西北到东南的变迁过程，而地处西北与西南之间的汉中盆地是联系南北的纽带、沟通东西的走廊。远在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搭建起穿越秦巴山地的栈道。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范雎讲：“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证明大秦帝国完成第一次大统一，有赖于汉中栈道联系起关中——汉中——蜀中这三个盆地，共同支撑起中华最早的“天府之国”。因此，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说明秦汉时期的汉中是千里栈道的咽喉重地，褒斜栈道是贯通南北的国道。东汉时期的《石门颂》和北魏时期的《石门铭》等“石门十三品”摩崖石刻，都是记录修筑褒斜栈道及山河堰的文学艺术珍品和文化国宝。尽管汉中在秦蜀古道的中心地带，栈道文化积淀丰厚，但在明朝之前，没有学者指出汉中是“栈道之乡”。
明代与徐霞客并驾齐驱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首次确认汉中是驰名全国的“栈道之乡”。王士性（1547——1598年），字恒叔，号元白道人，浙江临海人，明朝万历五年（1577年）中进士，性喜游历，足迹遍及当时除福建之外的两京十二省。万历十六年（1588年），他由连云栈道经汉中入川，对汉中在栈道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有了充分的认识，并予以科学评价。他说：“自古称栈道险，今殊不然，屡年修砌，可并行二轿四马。其褒斜二谷，俯黑龙江（明清称褒河为黑龙江），咸干滩乱石，不知汉张汤何以欲转漕于渭，岂古今陵谷星渊至是？”秦蜀之交通道路经历了夏商周谷道、汉唐栈道、宋元明清碥道、民国以后的川陕公路和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的发展阶段。宋代之后，气候逐渐寒冷干燥，明清时期的秦巴山地大开发，皆导致降雨转少，水土流失，河流水量变少。因此，河流两岸皆“干滩乱石”，可以沿河岸修筑“碥路”，不必像汉唐那样因河流水势浩荡而架设栈道了，也不能像汉代汉武帝时期与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利用褒斜道水路了，这也解释了王士性的困惑。
虽然宋代之后，国都东移南迁，西北衰落，东南崛起，但蜀道仍然是国都北京与大西南、青藏高原联系的国家干道，是中国国家安全的腹心地带，而汉中作为蜀道之中与西部核心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因此，王士性格外强调了这一点，确认汉中是“栈道之乡”。他说：“栈道虽称在川，今实在陕。”“今之栈道非昔也，联舆并马，足当通衢。盖汉中之地，旧隶蜀故。”也就是说，栈道古称蜀道，因为汉唐秦岭之南，包括汉中皆为蜀地，而元代之后汉中隶属陕西，因而栈道的精华部分汉中就在陕西境内了；而且汉中是栈道与汉江水陆交汇的交通要冲，是南北七条栈道荟萃的交通枢纽。如果说汉中盆地是一块镶嵌在秦巴山地之间的碧绿宝石，那么七条栈道犹如荡漾在秦巴蓝天翠海之间的文化彩带，共同在中华西北与西南之间构成了“汉家文化发祥地”与“汉源文化胜地”的壮美景观。因此，已故国际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说：“汉水上游是古代盛地，因为汉水发源于秦岭南麓、汉中城附近。从这里有道路通往渭河流域、北面的关中地区和西南面的四川地区。因此，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上，汉水流域是长江流域与上述几个地区之间的著名通道。”
总之，汉中作为“栈道之乡”，始于战国，盛于汉唐（司马迁有记载，李白有吟咏），绵延于明清，正名于明代大地理学家王士性，推广于世界级的大学者李约瑟。王士性是中国古代首先肯定汉中是“栈道之乡”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是现代世界上首先认定汉中是“栈道之乡”的伟大学者。因此，“汉中栈道”应该成为最能代表汉中地脉与文脉的文化符号与文化名片，应该在秦蜀古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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