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党费
薛晓燕
父亲没有熬过新冠疫情肆虐的日子，正月的一天凌晨，他闭上了双眼，永别了我们。
没有告别仪式，没有亲友聚集，送行的只有几个人。早年参加革命的父亲，一生忠诚于党的事业，立功无数，贡献良多，且子孙绕膝，四世同堂，这样的送别，的确是太寂清了。
但我们知道，九泉之下的父亲没有怨言，他一定是安然的——永远听从党的指令，是他一生都无条件遵循的原则。或许，他还会为最后一次不打折扣的听从而欣慰。
父亲17岁投身革命，在晋北的解放区先后当过村公所的通信员、文书，小学教员，文工团的后勤干事，最艰苦的工作是在区公所当柴粮助理员的时候，他既要下乡到农户家宣传政策，动员农户踊跃交公粮，还要管理分配公粮、公款、军鞋等物资，支援抗战。为了完成任务，他费尽心血。这期间走了多少坎坷路，翻了多少黄土坡，去了多少农户家，他已经记不得了，唯一记得一年要穿破五、六双鞋。1946年，他举起拳头在党旗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很多年过去，年老的父亲已经忘记了很多事情，但随军南下的日子他却记忆犹新。他记得送别时父母挂泪的笑颜，记得母亲装进背包里新缝的夹衣，记得强渡黄河时在敌机炸弹下牺牲的战友，还记得睡在冰冷的地上刺骨的寒冷。那是1949年的2月，父亲离开了养育他的土地、生养他的父母双亲，背起背包，在国民党残部垂死抵抗的枪林弹雨中，越高坡，渡黄河，跨省界，风餐露宿，徒步千里，到达陕西。1949年的11月，他和晋绥陕南工作队的队友们，出发前往汉中。肩上是五斤面烙成的干馍片，手上是一支步枪，背上是行李背包，腰间是子弹袋。大路不能走，只能在险峻的褒斜古栈道艰难前行。漫天风雪，冰冻成河，山高路险，艰难困苦可想而知。然而，对于正值青春年华誓将一切献给党的父亲而言，却更添豪情。父亲说，汉中解放、陕南工作队与贺龙大军会师的那一天，他们高兴得扭起了家乡的秧歌。
记事起，父亲和母亲经常不在家，尤其是父亲，能见到他的时间更少。那些珍贵的岁月，他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交给的工作：在破获敌特的任务中，他连续三天四夜未合眼；在剿灭土匪的战斗中，子弹打穿他的衣袖，与死神交臂而过；民宅起火，他不顾大火肆虐冲在前面，大火扑灭时，他身上的棉袄已经烧得千疮百孔，后背前胸多处灼伤……父亲还告诉我，有一次在煤矿下井检查安防，恰遇前方塌方，险些被埋在地下。那些成长的日子里，父亲留给我们的印象，总是急切地询问和匆忙的背影。
十年文革浩劫，带给父亲的是难以忘记的伤痛。批斗、游街、殴打、凌辱，父亲坚强地走了过来。造反派要他说出公安局武器库和档案库的管理者，他断然拒绝，恼怒的造反派掏出枪要击毙他，生死一线之间，他仍然是一句“不知道”！父亲说，他当时以为就这样献身了，却又生存了下来。他不怨那些造反派，他说，他们年轻不懂政策。我曾嗔怪他就不想想我们，父亲有些歉意地说，那个时候顾不上想。
落实政策后，父亲走上了新的岗位，他还是那样忙碌。我工作在外地，和父亲的联系主要是书信，但书信也比以前少了许多。回家探亲的日子，我去了他的办公室，看到摆在桌上厚厚的书籍和文件，还有写满文字的笔记本，我明白，父亲的心思用在了哪里。
近几年，父亲的视力越来越差，几近失明，他唯一获得新闻和信息的渠道是电视和收音机。病重住院的时候，也不忘要听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那些天，他知道了武汉疫情，知道了防控任务的艰巨。父亲每次都要念叨，这么大的疫情，政府要费力了。我说，你好好治病，身体好起来，就是帮忙了。父亲说，如果需要捐款，我也要出点力。
半个月后，父亲永别了他挚爱的土地和亲人。
送别了父亲，我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将5000元交给了父亲生前的党支部，作为他的最后一次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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