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汉中诗人刘猛与新乐府运动
孙启祥
汉中在两汉时号称世修文教、群儒卓荦，但隋唐以后，名重文坛者却如凤毛麟角。历代的各类文人团体、文化运动及文学流派，更鲜有汉中人的身影，使生活于21世纪之吾侪不无唏嘘之叹。唐代新乐府运动中的汉中人刘猛，约略可填此空白，聊作慰藉。
众所周知，新乐府运动是有鉴于魏晋以降乐府诗创作，或因袭古题、内容受限，而往往文题不协：或自创新题，但多无关时事，致使其路子越来越窄而兴起的一场文化革新运动。其主要倡导者是“元白”，其文学主张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中，白居易乐府诗数量多、质量高，元稹的乐府理论更全面、更深邃，而元稹的乐府诗创作和乐府理论形成都与刘猛有关。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时任通州司马的元稹因疗病而寓居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见到了梁州进士刘猛和蜀地诗人李馀所作的古乐府诗几十首，这对于多年前就致力于乐府诗革新的元稹来说，乃十分欣慰之事，于是毅然选而和之。元稹在当时所作的《乐府古题序》中说：“昨梁州见进士刘猛、李馀各赋古乐府诗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余因选而和之。”元稹概括了刘猛、李馀乐府诗“咸有新意”的两个方面，一曰“虽用古体，全无古意”，如《田家》只叙述军输，《捉捕词》描写蝼蚁；一曰“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如《将进酒》特书列女，《出门行》不言离别。刘猛、李馀的这些尝试性创作，拓展了乐府诗的范围，给乐府旧题注入了新的元素。他们的诗作在得到元稹的肯定及唱和后，避免了新乐府运动走向“不复拟赋古题”的偏颇之路，从一定意义上保证了乐府古题既得革新，又益延续。元稹的乐府名篇《田家词》、《织妇词》，恰好都是和刘猛之作。宋人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把从杜甫到元稹、白居易、李绅，再到刘猛、李馀的乐府诗创新，视为新乐府诗发展的几个既有联系又具有独立性的阶段，并给予了高度肯定。今人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认为，本来在新乐府创作上，白居易略胜元稹，而元稹藉和刘猛、李馀乐府古题之机缘，创新意新词，于旧题乐府开辟了一条新颖之路，并在此路径上胜过白居易一筹。文学创作中的这种“竞争”现象，当然有益于事业繁荣。而对刘猛、李馀来说，客观上促进了新乐府运动的高涨，“无意中”为繁荣创作做出了贡献。今人胡适《白话文学史》、台静农《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蹇长春《白居易评传》等著作，都论及刘猛乐府诗的地位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元稹在《古乐府题序》中，说明他是在梁州“见到”刘猛的。《全唐诗》卷四六三载：“刘猛，梁州进士。”清雍正《陕西通志》、嘉庆《汉中府志》中皆有梁州进士刘猛之名。“梁州”是当时兴元府的旧称，辖境略小于今天的汉中市。显然，刘猛为汉中人无疑。刘猛对新乐府运动的贡献，是汉中人的骄傲。但令人惋惜的是，刘猛的乐府诗未能流传下来，《全唐诗》收录的刘猛的《月生》《苦雨》《晓》诗，皆属古体诗。我们今天只能从“月生十五前，日望光彩圆；月满十五后，日畏光彩瘦。不见夜花色，一尊成暗酒”、“朝梳一把白，夜泪千滴雨。可耻垂拱时，老作在家女”等诗句中，感受这位同乡先辈风格清新、意境深邃之诗歌造诣和怀才不遇、虚度年华之人生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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