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为何“一天只学一个字”
有一个人,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草书,他给自己定的任务是:一天只学一个字,也就是每天只记一个字的草书写法。正是这个人,后来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书法家之一,其成就主要在草书方面,世人尊称他为“草圣”。这人便是书法大家于右任。
与少年成名的草书家不同的是,于右任致力于草书研习其实起步很晚。他在民国书坛,早年就与郑孝胥有“北于南郑”之称。他早年习帖学,后转入碑学,1930年的一首诗曾表达当时刻苦临习魏碑之勤苦:“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石门铭》《龙门二十品》是魏碑中的代表作品,他在正式学草书之前,早就用全副精力打下了楷书的基础。对几种主要书体,于右任打过这样一个比喻:“楷书如行步,行书如乘轮船、坐火车,草书就如乘飞机。”当时正值20世纪初期,他着眼于当时国际社会之加速发展,痛感于中华民族进步滞后的状况,极想在文化效率上做出贡献。他认为草书书写效率高,但世人苦于难识难记,于是起而倡制“标准草书”。接近50岁时,他开始着手搜集历代草书墨迹、拓本、论著以及敦煌、楼兰、居延等地新出土的简牍上的草书。这是他致力草书学习与研究、推广的第一步。他后来回忆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识草。”
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成立“标准草书社”,与友人、弟子研讨切磋,制定出标准草书四原则:“易识,易写,准确,美丽。”接下来是如何推广的问题,于右任高屋建瓴,决定从前人的草书墨迹、碑刻中选取符合标准草书原则的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向全社会推行。想要学习草书的人,通过临摹这个千字文版本可以掌握一千个字的草书写法。
与此同时,于右任对草书更重要的一大贡献,是提出并归纳、整理出草书的“代表符号”。有了这些草书符号,人们就可以像现代人用“五笔字型”电脑录入一样,很快地掌握与部首对应的草书符号,就可以在一定的规则之下写出规范、正确的草书了。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早年从事反清活动,追随孙中山,后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是复旦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他以世称“于草”的厚重书风书写大量作品,遍流人间,但他生前写字从来不收钱,虽身为高官,却一生清贫,潜心从艺,廉洁从政,安贫乐道。这样的人品比现今无数书法名家都高了N倍不止。
于右任晚年病重时,遇到的最大问题竟是“没钱住院”。他最后一次住院时,问住病房一天需多少钱,如果太贵就出院回家。副官隐瞒实情,将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医疗费说成只有一百元,他才终于安心地住院。他想以自己月薪5000元新台币的收入,还是“住得起”的。然而,为时已晚,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对艺术,于右任一生痴心追求。当年轻人向他请教时,他从不故作高深,总用简单浅显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尽管推行“标准草书”的初衷是为提高社会的文化交流效率,但并非只着眼于实用,而照样有鲜明的艺术追求。对于学习草书,他有一句名言:“我们学草书,如不能成草圣,也应成草贤,千万不要成了草包。”
于右任先生对于求字的人来者不拒,而且不论身份、地位,几乎有求必应。在南京政府当官时,有人问他:“老人家每天写这么多字,难道不累?”于右任回答说:“写字是最好的运动,也是快乐的工作。人家求你的字,总是喜欢你的字,就写吧!”
1964年的一天,蒋经国前往看望于右任。当时,蒋介石的人事布局,已经笃定由蒋经国接班。在两岸关系问题上,许多“民国老人”对蒋经国寄托着希望。蒋经国求于老惠赐墨宝,于右任略作思索,挥笔写出一副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此14字,隐然表达了天下之利是顺应国家、民族的大义,若求留名青史自应努力实现与大陆和平统一,方可得万世之名。蒋经国后来将这副对联精心装裱后挂在自己的办公室。
在台湾,于右任对大陆的怀念十分浓烈。他的《望大陆》一诗令人读之落泪:“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本文作者为美术学博士、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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