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南宋诗人书家的桂林手迹
?陆游象山水月洞信札并诗（局部）。
?范成大伏波还珠洞鹿鸣宴诗并记（局部）。
?张孝祥象山水月洞朝阳亭诗（局部）。
■余福州文/摄
在南宋，有三位著名诗人又是著名书家在桂林摩崖上留有诗文之刻，他们是张孝祥、范成大与陆游。这三位的诗名都大于书名，后人往往只知他们的诗名，不知他们的书名，其实他们的书法是名于一代的，与他们在南宋诗坛的影响一样，在南宋书坛同样声望显赫，作品传世。
书法需要个性的时代
宋人的书坛，北宋的书家在前代的基础上举起崇尚意趣的大旗，将中国书法推向另一个峰巅。从北宋接过“尚意”大旗的南宋书法，虽仍以唐人为楷模，与北宋取法趋同，未能有所超越，但风尚得以传承，人才也是辈出而成群体。与桂林石刻有缘的张、范、陆三位，当是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
这三位诗人书家与桂林有缘，不是因为都来过桂林。张孝祥与范成大先后来过桂林主政广西，陆游没有来过，但他亲自将自己最有价值时期的诗、书作品留于桂林，这就有缘了。这与有人在石曼卿、颜真卿百年之后从外地摹拓这两位大名家书法再刻于桂林摩崖的性质是不同的。
张孝祥留在桂林的书刻共14件，最有特色的是水月洞中的《朝阳亭诗并序》，分左右衔接的两大块，右诗序为行书，用笔刚健舒展；左一块诗刻所书是行草，行书间以草书，行书用笔兼以草书用笔。书论家指出这一幅诗、序书刻，行书极有张势，又有隶书笔意，信笔拈来，意象苍然：而草书激情奔放，属肆意之为，“意趣”书风盎然。张孝祥离桂后三年就过世，年仅三十七岁，否则他在诗、书上还会有更大的成就。
张孝祥离桂北上后七年，范成大来桂林主政广西。他在桂林留有楷、行书石刻12件。今人一般举他在水月洞的《复水月洞铭》的楷书为代表，笔者认为就书法而言，我们更应关注范成大在伏波山还珠洞中的行书《鹿鸣宴诗并记》。
楷书经唐人努力攀上一个高峰，两宋大书家的起步都以唐楷为师，但他们都明白书法已进入需要在新的领域加以开拓的时代。而行与草形式丰富，给文人的情趣发挥以很大的空间，因而得到文人的青睐。“宋四家”中的蔡襄被书论家称为宋楷第一人，但书论家仍将他的行书列于首位。为桂林虞山撰《虞帝庙碑》的理学大家朱熹也是一位书法名家，善楷，但得名的是他写得厚实纵肆的行书。范成大也善楷，他的水月洞《复水月洞铭》和屏风山《碧虚洞铭》写得雅丽端庄，用笔上还有着意避开颜楷的地方，但在宋楷已处颓势的环境中，范成大的楷书仅表达他自己对宋楷的认识，而他主要的书法成就，还是行书。
范成大在伏波还珠洞的《鹿鸣宴诗并记》书刻是行书，诗的书写偏于楷笔，字大；记的书写是流畅的行体，字略小。布局整体统一，用笔轻快，清劲流美。是年范成大48岁，书法成熟，书论家认为这一作品是他向晚年最高成就的过渡之作。《鹿鸣宴诗》是为赞扬桂林学子中举而作的，这位主政官员将由衷的高兴流溢于笔端，写得朴实又洒脱。他的传世的代表作是晚年的行书《西塞渔社图卷跋》，历代书论家评为“飘逸古雅”，这正是范成大所取书法意趣的一种审美表现。
陆游以行草名世，是南宋书坛“尚意”的代表。他在象山水月洞口有七首诗及一信札的书刻，是他73岁晚年期的作品，行草结合，笔势豪放、气韵贯通；书体用笔，草中间行，行中间草，形式感强烈。书论家认为纵观南宋一代似乎没有人能像陆游那样把书法当作理想和生命的一部分，此论甚当。陆游把这一幅书法作品直接送给在桂林的朋友，也就是送给桂林的，这是我们的荣幸。
陆游有一位绍兴老乡叫杜思恭，在桂林平乐任职，杜思恭是淳熙十四年进士，小陆游20来岁。杜思恭非常敬佩陆游的诗与书，在家乡时就追随索要收藏，来桂林后仍向陆游索要，陆游则亲书信札并诗七首寄来。在信札与诗中，告诉这位在职老乡作诗的要领、人生的经验、倾吐不忘国家恢复大业然无力报效的复杂心情，真是书如其诗，诗如其人。
在风格划分方面，张孝祥与陆游可为一类，范成大婉约一些。在南宋，来桂林的还有几位书坛高手，张孝祥之前有孙觌，范成大之后还有陈傥，他们都在桂林摩崖上留有手迹。孙觌是诗人，在书法上与当时的赵令时等只是苏轼的追隨者；陈傥的行书笔力雄健，时人赞赏，但未脱颜书窠臼。其余在桂林石刻上留书写得不错的人还有，但都算不上是书家，因为“尚意”书风的时代需要的是艺术个性。
书法狂歌的时代
具有鲜明个性的审美追求，无不烙上时代的印记。我们论唐代大书家颜真卿具有鲜明个性的审美追求，是不能不联系这一位书家在生与死的选择上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品质与精神的。
山河破碎的南宋，这个时代呼唤了一批批忧国忧民、渴望统一、前赴后继的志士仁人，他们用诗、词、书同声为这个时代狂歌。辛弃疾离世最后一口气是连呼“杀贼、杀贼、杀贼”。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光耀千古。战乱中离乡背井南下的女词人李清照似乎柔弱，而她吟唱的绝不是个人的悲戚愁容，她的《八咏楼》一样发出“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豪气。而张孝祥、范成大和陆游正是这个风雨时代中的一员。
张、范、陆都是主战派人物。张孝祥在北伐主将张浚出征前的建康（南京）饯宴上，即席作词《六州歌头》，发出“忠愤气填膺”呼喊，令张浚不禁泪流。张浚北伐失利，主和派得势，张孝祥外放广西，不到一年又遭免职。离桂的前几天，他与同僚朋友聚在象山水月洞，也是一个饯宴，也是即席作诗，将久郁的激烈之情和伏枥之壮心借诗与书一并喷发出来，诗中“座上波澜生健笔”句，应是生性豪放的他此时此刻报国心潮激荡翻滚的真实流露，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张孝祥的走笔由行向草疾书了。
范成大为人敦厚，然而内敛刚毅，曾奉命出使金国，用诗写下沦陷区百姓的痛苦；他在金主面前不畏强暴，几近被杀，最终不辱使命而归。他是被佞相张说排挤出朝廷外放遥远的岭南的，他主政广西整治官商盐弊和马市易弊，惩处贪官，赈济灾民，决策果断，雷厉风行。书论家评价他的书法古雅，说的并不只是外在的形式美，应该有其作为中国士人儒而有刚的内质力量的相应。我们看范成大到桂林职任后给宋孝宗谢表中两句：“紫微凤阁曾莫代于尧言，桂海冰天但欲穷于禹迹。”结合他在施政舞台上的行为，就可洞察他坚毅的明鉴可掬的心迹了。
陆游则直接到南郑的抗金前线从军，壮心满怀，“安得龙将八千骑，要令穷虏畏飞腾”。后来抗金前敌主帅被召回，陆游只得返蜀待命，壮志未酬的他“淋漓诗酒无虚日”，“垂首伏枥终自伤”，于是自号“放翁”。他与张孝祥都有多次被罢免的经历，即使退隐乡间，仍然“僵卧孤村不自衰，尚思为国戍轮台”。直至弥留，他最后的愿望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所以他那名扬千古的报国之心，在书法上，就以尽显自在、肆意外放的草书来表现了。
张、范、陆是南宋特定政治环境中付诸爱国行为而成就的一代著名诗人书家，张孝祥水月洞朝阳亭诗中“痛饮狂歌不自程”一句正是他们的写照。三人心、诗、书相印相融的艺术特征、各自体现个性的风格面貌，在传承北宋“尚意”之风的书法领域令书论家称道。综合而论，三人在桂林摩崖上的手迹是冠于全部南宋时期桂林石刻之上的，是今天我们要清醒认识的文化力量，应以之作为宝贵的文化资源而予以重视。可惜的是，朝阳亭诗刻已经模糊，鹿鸣宴诗刻大部已毁，信札诗刻已无存。
张、范、陆三人在南宋乾道至庆元并不算太长的二十来年中，以他们的诗、文书刻在桂林象山水月洞摩崖上作了一次历史的聚会。笔者认为水月之摩崖可别称为“南宋诗书三杰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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