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联而不合也不和，与西南联大命途迥异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相继沦陷。8月1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会议，讨论华北高校内迁事宜。9月10日，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为保存中华文化血脉，平津地区文教机构纷纷内迁。这俩兄弟，一个向南，一个向西。后来随着战局的变化，长沙临时大学继续迁徙到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西安临时大学也继续南迁到汉中，改名西北联合大学。
国立西北联大
国立西南联大
如果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西北联大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是同时诞生的同胞兄弟，是一株藤上的两颗瓜，都是中国抗战期间大学精神的“最高表现”。
1937至1946年，西南联大有教授（含副教授）338名，共培养毕业生3882名；西北联大则拥有505名教授（含副教授）的师资队伍，培养了9257名毕业生。
长安居，大不易
1937年9月13日，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们抵达西安。当时，按教育部的安排，西安临大不设校长，而以筹备委员会代行校长职权。筹委会主席由教育部长王世杰兼任，委员由教育部聘任，聘李书华、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翛、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等九人为筹委会委员。随后又指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四人为常务委员。
10月18日，临时大学正式成立，“在教育史上实为一创举”。然而，就在西安临大成立之日，徐诵明、李蒸和李书田三人联名给王世杰部长提出辞呈：“顷奉大部训令颁发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并指定童冠贤为常务委员兼主持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均谨奉悉校院长等奉命来陕，合组临时大学，原为收容三校院学生，培植人才，奠定兴国家民族之业。到陕以来，竭力筹划愧少贡献。今幸大部指派专人担负全责，既视前令组织加密且与长沙临大组织亦不相同，校院长三人自今以后无能为力，校院长等应即日电请辞去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常务委员及原三校院长职务，敬祈鉴察，并即派员接替以重职守。”
从电文中不难发现，三位常委联名辞职与童冠贤有关。本来，童冠贤只是筹备委员会一名普通委员兼秘书，但如今突然被教育部增为“常务委员兼主持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等于是置于其他四位筹委会常委之上。这使其他常委感觉此项任命，可能是要加大“改组”步伐，危及原平津三校的生存，当然引起徐诵明、李蒸和李书田等人的不满。
两天之后，王世杰回电挽留并解释：“临大筹委会规程湘陕一致，并系同时令知……大难当前，务希继续积极任事，不胜企感！”回电暂时平息了三位校长的辞职风波，但“临大筹委会规程湘陕一致，并系同时令知”之语则与事实有较大出入。教育部于1937年8月28日曾给长沙临时大学负责人密谕称：“指定张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可以看出，童冠贤和杨振声同是教育部所派，但给童冠贤的任命是“为常务委员兼主持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给杨振声的任命仅仅是“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连常务委员都不是。由此可见，王世杰时期的教育部就对西安临大有特殊的“关照”。同时，通过三位校长联名辞职，也让王世杰觉得“此校此后颇难办好，以及徐、李诸人均非实心任事之人也”。
由于国难当头，西安临大所需必要的校舍很难解决。在当时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陕西省主席孙蔚如的协助下，才在西安找到了临时栖身之地。全校分散在三个地方，分别称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第一院在城隍庙后街公字四号警备司令部旧址，校本部、国文、外语、历史、家政四系及第一院和第三院学生宿舍设在这里；第二院在小南门外东北大学校内，设工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体育系，校门左边既有东北大学校牌，校门右边又悬挂了西安临时大学校牌；第三院在北大街通济坊，法商学院三系、农学院三系、医学院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等系在此。农学院学生虽在通济坊第三院上课，但学生宿舍却在城隍庙第一院内。每天都得走来走去。两处相距有二三里。加之西安当时还无公共交通设施，且全为石子马路，每日全靠两条腿，来去路程不下数十里。
至于学生借住的宿舍，都是大通间，上下铺的架子床。沦陷区来的流亡学生，有的孤身来校，衣服、被褥都成问题，当局为每人发棉大衣一件、制服一套，伙食每月发给战区学生贷金法币6元（每月分三次发放，每十天发2元）。教师自找民房分散居住在全市，有的教师暂时住在西京招待所和北京饭店。因此，不少教师上课得步行一二十里路。
西安临大全校设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六个学院共23系，于11月1日开学，11月15日正式上课，翌日举行开学典礼。由于学校是临时联合性质的大学，西迁各校无论在名义或实质上均存在。在开学之初，既发给西安临时大学校徽，又发给三校各自校徽。
南迁：破天荒的大举动
1938年3月，日军侵占山西风陵渡，经常隔着黄河向对岸陕西境内打炮，飞机也不时到西安侵扰投弹。面对日军的暴行，西安临大的广大师生，再也不能关门读书了，纷纷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坚决与古都共存亡。
蒋鼎文
3月2日，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要求“为维持学生的学业起见，及为国家根本的教育事业起见”，西安临大再迁汉中。
屈指算来，临时大学在西安从诞生到迁移，驻留了大约六个月的光景，而正式上课13周，为期仅三个多月。为了保存学校实力，西安临大随即投入到紧张的迁校筹备工作之中。3月2日，学校即派总务处徐世度前往汉中地区寻觅校舍。3月9日，经校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以徐诵明为首的17人“准备迁移事务委员会”。
接着，校常务委员会又公布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全体学生由西安至汉中行军办法》。依照办法规定，布置委员会按军训队原有大队编制，大队设大队部，大队长由全校军训队长徐诵明兼任，总理全大队事宜。军训主任教官李在冰为副大队长，协助大队长办理一切事宜，大队部聘请各院长、系主任、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常委及膳食、运输、布置各委员会召集人为参谋，校常务委员为当然参谋，组成参谋团，以李蒸为参谋长。
大队下分三个中队，每个中队约五六百人。中队设中队部，为行军单位，下设区队、分队、运输组（给养班行李班）、设营组（前站班饮食班）、纠察组（秩序班收容班）、交通组（传达班值察班）、医务组（内科班外科班）、察卫组（白日班黑夜班）等。
3月16日，西安临大师生1500余人整队开拔。按照行军编制，在大队长徐诵明的率领下，开始了“破天荒的大举动”。为了抢时间，师生于当日晚乘坐陇海铁路线的火车前往宝鸡。从宝鸡下车后，按照预定计划沿着川陕公路，开始了“一次徒步的长征”。
3月17日，徒步行军第一天。第一中队于当晚进驻大湾铺，第二中队进驻宝鸡南面十五华里的益门镇，第三中队暂驻宝鸡，以后按日分站继续递进。出宝鸡经一段平原，“抵益门镇，则入栈道矣。溪水自万山中来，乱石相排而出”，“逾二里关，古大散关也”。再往南行就是黄牛铺，山间小镇，乃乡民墟场集散地，过往宿站。西安临大各中队都在此休息。第一中队、第二中队分别于3月19日、23日行抵东河桥住宿，翌日到黄牛铺、草凉驿。
自入大散关后，便进入秦岭、凤岭和柴关岭。凤岭所在凤县为一重镇，也是西安临大师生落脚地。继而是双石铺、南星、庙台子、留坝、马道。在留坝至马道这段公路的两边，人家不但稀少，而且都很贫穷，有人为了生计拦路抢劫。西安临大的老人车队就遭遇过抢劫。当时有位老太太坐在车的最后边，别人都被搜身下车了，她却稳坐不动，强盗硬拉她起来，发现她身下有个手绢包，包着一大把金条。强盗抢劫后还要枪毙司机，在大家求情之下，才得网开一面。
南行至马道，再南出斜谷口便是川陕交通重镇褒城。由于校舍还未最后确定，3月27日先到达的第一中队、第三中队师生们闲着无事，到处凭吊古迹。4月4日，第二中队最后达到褒城，中队长刘德润“到南郑五洲旅馆，见妻病方愈，幼子司买菜做饭，弱女受到潮湿，染上百日咳，不是倭寇，怎要流亡数千里来汉中害病”！最悲催的事情还是，农学院周明群教授因路途劳累，于3月23日病逝，真可谓“抗战未捷身先死”。
联而不合也不和
到达汉中不久，教育部即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所通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并于1938年4月3日电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该电称：“陕西南郑专员署转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该校应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奉院令已奉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合电令遵照。”上述《整理方案》规定：“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4月10日，西安临大于城固县城举行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决议自即日起遵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名。鉴于没有一个县能完整接纳整个学校，将分别安置在三县的六个地方，即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在城固城内，工学院在城固郊区古路坝，农学院在沔县，医学院在南郑。5月2日，西北联大的六院23系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李书田激动地说：“回忆这次迁移所费达一月有奇的长久时间，全体师生徒步近千里的路程，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县，从事这样的长途旅行，在我们学界，却是破天荒的大举动。”常委陈剑翛在讲话中指出更改校名的意义：“本校现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所院校合组而成。”
西北联大仍按西安临大旧制，为临时性的联合大学，“联而不合”。西北联大本部设在城固县城内的考院和文庙，在考院的大影壁上白底黑字书有“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八个大字，在考院入门的门楼里高悬着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校校牌。冯友兰曾说，西北联大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
陈立夫
西北联大既然是以三校院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三校的团结合作、取长补短是非常重要的。总的说来，三校院师生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一起来到西北，在工作和生活中是融洽的，相互帮助的。但是，西北联大毕竟是几个校院临时捏合在一起的一所庞杂的大学校，原各校院之间门户之见，派系之争，闹独立者是常有之事。比如，李书田自1932年接任北洋工学院院长后，一心致力恢复北洋大学。因此，他虽是西北联大常委，但分离之心早已有之，同时他与陈立夫是留德同学，他的要求得到陈立夫的纵容和支持。身为教育部特派员的陈剑翛，本应起维护平衡的调节作用，但他目睹三校院之间各自为政，矛盾重重，他一人单枪匹马，也无能为力，在西北联大开学不久就请辞常委职务。难怪蒋梦麟回忆西南联大时感叹：“在动乱时期主持一所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
西北联大仍不设校长，领导体制起初由校筹备委员会常委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负责主持。7月22日，教育部电令西北联大：“该校筹备委员会应即撤销，改组校务委员会，原有筹备委员，改任为校务委员”，并指定李蒸、徐诵明、胡庶华为西北联大常务委员。因陈剑翛请辞常委职务，正中陈立夫欲谋安插亲信的下怀，于是，由教育部派原省立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接替陈职。胡庶华到校后，还兼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一身二任，实际上从此掌握了西北联大的实权。至于李书田，则去筹办新成立的国立西北工学院。
9月新学期开学时，校常务委员、法商学院兼任院长徐诵明，请辞代院长职务，并聘请历史系主任许寿裳继任法商学院院长。不料宣布这一任命后，进步教师及学生开欢迎大会，另一派的头儿立即到重庆向陈立夫告状。他们认为在徐诵明兼任院长时，实行了许多开明政策，已经走得太远了，现时哪能再容得下鲁迅的好友上台呢？因此，在欢迎许寿裳的大会上，三青团分子首先发难对许寿裳先生进行攻击，而进步学生则起而驳斥，各不相让。
却说另一派向陈立夫告状，当然是一告就准。10月，由教育部增派原教育部督学张北海任校务委员。张北海带有随员一人，名义上是秘书，实际上是精通拳术的保镖。堂堂教育部的督学，竟带有保镖，其来势如何，不言自明。他的来校，自然肩负陈立夫的特殊使命。
再说教育部对徐诵明聘许寿裳为法商学院院长一事，也很不满，旋即电令西北联大，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可是按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为教育部任命，各院院长应由校长聘任。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教育部还没有直接任命院长的先例。为了弥补这一纰漏，又于11月9日召开校常委会议，决定以校方的名义正式聘请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校长徐诵明辞职。于是，这位带着特殊使命的张北海，便乘虚而入。
张北海的走马上任，引起了全校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引发学潮。1938年底，教育部下令禁止商学系学生学俄文，同时解聘了法商学院沈志远、章友江、韩幽桐、彭迪先、曹联亚等一批左倾进步教师，并不准他校再予聘任。
解体分立，一花开五叶
1938年6月29日，教育部突发电令：“该校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该校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业经行政院通过，下年度各该院教职员暂勿续聘，详细办法候另令知照。”
西北联大7月2日收到电报，距学校成立正好三个月。遭此突然袭击，校方完全不知所措，既不见具体如何合并改组的指示，也不知下一步校政该如何进行，不得不去电向教育部请示，并派李书田赴汉商讨。当时教育部还在汉口。
这次改组，主要目标是北平大学。改组之后，原来拥有女子文理、法商、工、农、医五个学院的北平大学，只剩其三，保持完整建制的则只有法商、医二学院。因此，最早跳出来反对改组的正是北平大学师生。7月5日，北平大学教授潘承孝、汪厥明、李季谷等五十九人致行政院长孔祥熙、教育部长陈立夫一长电，敦请收回成命。
7月11日，教育部回电称这次将西北联大农、工两学院分出，“系根据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及抗战建国综颁[纲领]之规定，谋全国高等教育机关设置之合理”，是“确立西北农工教育基础之计”，实在是全国一盘棋，并非专门针对“一校一院”量身订制。
紧接着，7月21日，教育部又发出训令，称：“查我国国立专科以上学校之设置，过去缺乏一定之计划，故各校地域之分布，与院系之编制，既未能普遍合理，又未尽适合需要。自抗战军兴，各校多迁移后方，师生精神虽能力自振奋，但设备简陋，院系不免重复，实有积极改进之必要。又查中等学校师资，全国尚无专门训练之所，健全师资，极感缺乏。本部兹遵照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决议并根据实际需要，参酌目前情形，拟定调整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办法，自下年度起该校农工两学院应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分别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及国立西北工学院，业经电令知照。”
一年之后，1939年8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国立西北大学。同时，将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医学院各自独立设置，分别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从此，西北联大进入五校分立时期。
作为同一天诞生的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持续八年，几乎与抗战相始终；西北联大从1938年4月组建到1938年7月、1939年8月先后两次分立，仅仅存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本文摘录自《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张在军著， 金城出版社2017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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