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建“方舱医院”，是曾经真实存在的吗？ 那些定格在历史时光里的抗“疫”英雄
疫情是历史的一道疤痕，所有亲历者都不会忘记有关于疫情的一幕幕。纵观古代有关于描写疫情的文学作品，从文字中就能感受到当时人们的惊慌与恐惧，在这些文学作品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个定格在历史时光里的抗“疫”英雄。
一
苏东坡发毒誓求药方，建“方舱医院”
沈括的为人在历史上备受争议，但他的才学却是有目共睹的，他曾在《梦溪笔谈》里描述过江南的疫情，而抗疫的主角，正是我们熟悉的苏东坡。
在苏东坡的人生中，曾参加过两次抗“疫”。
第一次是在元丰三年（1080年），苏东坡刚被贬到黄州，也就是如今的湖北省黄冈市，当时的黄州正在经历一场瘟疫。
苏东坡在当地是个微不足道且受监视的小官，但他仍然以抗疫为己任，献出一张名为“圣散子方”的药方。
药方的主人是苏东坡老家眉山的名医巢谷，这张药方是巢谷的祖传秘方，但巢谷的祖上有个规定，这张药方不得传于外人。
苏东坡心想：要不，我求求他？
巢谷告诉苏东坡：这个世界是守恒的，总有一些人要得这个病，你如果治好了他们，这些病以后都是你一个人得！
苏东坡不在意，他继续求巢谷，巢谷最终被苏东坡的再三恳求所感动，但他很傲娇地对苏东坡说：你现在指着江水发毒誓，永远不将此药方传授给他人！
苏东坡照着做了，但仅仅只是发了毒誓，药方一到手，立马就去救人。吃了这个配方的患者，大多数都痊愈了，这一成果被苏东坡记录在《圣散子叙》里：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
后来，这张方子又被苏东坡传给了庞安时，庞安时将此方收录于《伤寒总病论》里，苏东坡专门为此作叙。而巢谷也并没有因此跟苏东坡绝交，在苏东坡被贬儋州之时，年过古稀的他还要跋山涉水去看他，只可惜在半道上去世了。
关于苏东坡第二次抗疫，《宋史·苏轼列传》里有这样一段记录：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这一年是元祐四年（1089年），苏东坡去杭州当了市长。当时的杭州，也遇上了一场瘟疫，因为有过之前的抗疫经验，苏东坡先是用“圣散子方”稳定了一部分患者的病情。但这场瘟疫有点严重，确诊病例每天都在新增，不是“圣散子方”这一药方就能解决的，于是苏东坡开启了一系列的抗疫行动。
苏东坡先向朝廷请示，免去“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减去进贡大米的三分之一，这个举措相当于如今国家在疫情期间给企业减税减社保。
又“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需要救助的患者太多了，没有足够的资金怎么办呢？在宋代，僧人不是剃个光头就可以当的，必须要有国家颁发的从业证书，而这个证书就被称之为“牒文”，有了这个证书，就可以享受国家对僧人的补助政策。苏东坡很会变通，用这个指标换取了一些大米，以救助在饥寒交迫中的患者。
到了第二年春天，苏东坡又把常平仓的大米拿出来半价售卖，用来煮粥和熬药。不仅如此，他还“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苏东坡带着医生走访确诊病患的家宅，进行上门治疗服务，为此很多患者都康复了。
熟读医书的苏东坡深知瘟疫的传染性，认为杭州是水陆之会，输入病例一多，传染性就大，确诊病例死亡的几率也会随着增大。于是他向社会募捐了两千余缗，感觉好像还不太够，又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来五十两黄金，用来建了一个“方舱医院”，集中对病患进行治疗。
这个“方舱医院”，苏东坡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安乐坊”。
安乐坊在疫情期间，收治贫困的确诊病人，“以僧主之”，主要是让僧人进行管理安排。而这些确诊病人的收治也很有条理，并不是将他们一窝蜂地安排在一起，而是“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根据被感染患者的症状与轻重安排病房，防止交叉感染，直到这些确诊的被感染患者痊愈后，才可离开。
有人会问：谁都可以被安乐坊收治么？
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是在境内发现被感染，都有资格进入安乐坊集中收治。
经过三年多的治疗，杭州当时流行的那场瘟疫才被控制住，后来朝廷觉得苏东坡这个举措很有成效，于是被国家多次采纳，并且更名为“安济坊”。
当安乐坊成为“安济坊”以后，确诊病人享受的国家福利更加丰富，不仅有医护人员，还有厨师、专门喂养被感染儿童的乳母，以及相当于我们如今医院保洁员的“使女”，可见宋朝对于疫情极为重视。
那以后，安济坊享受国家经费补贴，在此工作的医师享有编制待遇，被赐予了“紫袍”，这也是方舱医院最初的原型。
而苏东坡的这些医学理论，被沈括集成了一套医书，也就是后来的《苏沈良方》。
二
明代崇祯年间瘟疫，吴又可著《瘟疫论》
清代有个明末遗民，化名为花村看行侍者，他写了一部回忆录《花村谈往》，其中关于明代崇祯年间的瘟疫，提及了几个很可怕的瘟疫死亡案。
比如两个小偷去一家因瘟疫而死绝的大户人家偷窃，原本想着大发一笔横财，俩人说好一个负责偷，另一个负责接应，结果负责接应的小偷东西还没摸到手，人已经当场死亡了。
又比如两个好朋友，共骑一匹马，坐在后面的人跟前面的人说了个笑话，结果前面的人没有任何反应，仔细一看，人已经死了，而马鞭还扬在半空中。
最惨的还是一对新婚夫妇，夫妻拜堂成亲后，坐于新房帐中，很久没有出来。家里人一掀开帐子，发现夫妻俩早已死亡，床头两边各躺一个。
这些瘟疫死亡案绝不是空穴来风，还有一些明代小说，如《剪灯馀话》《情史》《金瓶梅词话》《东周列国志》等，有的是以瘟疫为背景，有的是以瘟疫为题材，这些文学作品都有一定的史实背景，在《明史》中都有迹可循。
据《汉南续郡志》记载：“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可以说从明代崇祯元年（1628年），明思宗朱由检登基开始，灾难就没有停歇过，饥荒、洪涝、蝗灾、旱灾……百姓们过得流离失所，凄惨到什么样呢？
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记载过这样一个片段：当时的灾民先是抢夺山上的蓬草吃，吃完蓬草吃树皮，吃完树皮又吃土，最终因为树皮泥土不消化，腹胀而死，死亡率极高。
崇祯十四年七月七，疫情从河北蔓延到了北京，这个疫情的病毒叫“疙瘩病”，据说只要身上起了一块红疹子，就再也无药可救，只能等死。
狡猾的“疙瘩病”还没结束，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又暴发了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皆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这个疫情极为严重，传播速度极快。有的人被感染，一两天后就去世了，而有的人早晨被感染，晚上就死亡，每天新增死亡人数不下一百，甚至很多人家都死绝了，没有一个幸存者。
在这样一场惨烈的疫情里，出现了一位抗疫英雄：吴又可。
电影《大明劫》中，就以吴又可为男主角，讲述了明末的劫难。吴又可生于明代末年，他在《瘟疫论》原序中提到：崇祯辛巳，疫气流行，感者多，于五六月益甚，或合门传染。其于始发之时，每见时师误以正伤寒法治之，未有不殆者……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医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古册之遗忘也。
崇祯年间的疫情太严重了，感染者众多。但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医生都以伤寒法治疗，根本不是对症治疗，于是疫情无法得到控制，被感染的人越来越多。
正因此，吴又可努力钻研，写下了《瘟疫论》。这本著作从根本上分析了瘟疫与伤寒的区别，提出了“戾气”的概念，认为瘟疫就是由“戾气”产生的，也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病毒。
在四百多年前，吴又可就认为“戾气”主要是从口鼻输入体内，而传播方式为人传人、物传人以及病毒引发多种疾病并发死亡……这些观念，对于我们现代疫情的防控也有着很好的参照作用。
同时，吴又可还研发出了特效药“达原饮”，由槟榔、厚朴、草果、知母、芍药、黄芩、甘草七味药组成，用于瘟疫或疟疾。服用之后可以使人体的“戾气”退去，浑身发热，从而渐渐地康复痊愈。（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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