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大侠”张泽钧

人物档案

张泽钧 男 博士， 研究生导师，西华师范大学科研处处长，主要从事大熊猫、小熊猫等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生态学与进化生态学研究。 中国兽类学会理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委员（目前，享有这一殊荣的全球只有10人，张泽钧是该组织最年轻的大熊猫专家）；IUCN熊类专家组成员；中国生态学会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林业局大熊猫保护管理咨询专家；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专家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大熊猫保护工程规划（2010-2020）》编委。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本报记者 李然

今年5月30日，是第二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当天，记者从西华师范大学获悉，由该校大熊猫研究团队联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历时16年共同完成的科研项目“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研究与种群复壮技术”， 获得2017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5月31日，该科研项目牵头人、西华师大科研处处长张泽钧向记者讲述了他与大熊猫结缘的故事。

1. 师从胡锦矗 致力于大熊猫保护

“1997年，我在西华师范大学就读研究生，师从胡锦矗先生，从那时起我便跟随老师开始接触大熊猫研究工作，至今已经接近20年。”5月31日上午，记者来到西华师范大学，张泽钧向记者分享了他和团队历时16年完成该项科研项目的点点滴滴。

“大熊猫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和‘国宝\’，据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全世界野生大熊猫仅1800余只，处于濒危状态，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保护大熊猫的工作，自然而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开展了‘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研究与种群复壮技术\’这一科研项目。”张泽钧告诉记者，西华师范大学有着大熊猫研究的传统和积淀，从他的老师胡锦矗先生那一辈人开始，就在不断探寻关于大熊猫的种种奥秘，为保护大熊猫提供科技、智力等支持。

“目前，大熊猫的保护分为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类。就地保护简单来说就是在野外特定区域划建自然保护区，对大熊猫进行保护，如四川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陕西佛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等；而迁地保护简单来说就是将大熊猫迁出原地，移入研究中心、繁育基地等地进行特殊保护和管理，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等。”张泽钧向记者介绍，就地保护更有利于保护大熊猫物种的原真性，这也正是他们团队一直努力的方向。在1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他和袁施彬、杨志松等大熊猫研究专家一起组建了科研团队，联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等单位，完成了“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研究与种群复壮技术”科研项目，对野生大熊猫种群及其栖息地进行了深入研究。

“‘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研究与种群复壮技术\’主要研究什么样的环境适合野生大熊猫栖息，以及如何帮助野生大熊猫种群不断繁衍、壮大。”张泽钧告诉记者，“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研究与种群复壮技术”科研项目主要是针对野生大熊猫保护管理中的关键科学与技术难题，采用3S技术（即遥感技术“Remote sensing，R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s，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s，GPS”），GPS可自动脱落颈圈、自动触发红外线相机、微卫星分子标记等先进手段对大熊猫进行观测、研究。旨在通过研究，确定大熊猫种群生存最小栖息地面积需求、发现影响野生大熊猫种群动态的限制因子，揭示野生大熊猫生境选择特点及出生扩散、繁殖扩散等不同模式。再基于研究结果，消除抑制野生大熊猫种群增长因素、促进大熊猫栖息地恢复、提升大熊猫野外生存能力等。

2. 耗时16年 科研过程历经艰险

“这项科研项目从2000年开始，到2016年结束，前后历时16年，50余名科研人员、工作人员参与其中，整个过程十分艰辛。”张泽钧告诉记者，因为野生大熊猫生活在高海拔、原始丛林里，所以他们的调查营地常常驻扎人迹罕至、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中。2003年到2004年期间，他和团队在雅安市宝兴县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野外调查，野外营地位于海拔近3000米的高山上，不仅渺无人烟，还无通讯条件，只有一条上山下山的小路，最冷的时候山上气温跌破零下10摄氏度，积雪达到一尺来厚。除了自然环境恶劣，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几根木棍插在地上、四周围上一圈塑料油纸、顶上铺上一层牛毛毡就是“房子”，为了抗寒，他们晚上睡觉不得不垫两层棉絮、盖三层被褥，头上还要套着一顶棉线帽，全身只露出两个鼻孔透气。由于山上湿气重、盖得厚实，人整夜都难以动弹，第二天起床，在靠近鼻孔出气处的被子上全是前一夜呼出的气体结成的冰。

“恶劣的自然环境适应一段时间也能克服，但精神生活上的匮乏却是最难挨的。”张泽钧告诉记者，起初，晚上大家还能凑在一起，生一堆火，围着聊聊天，但时间久了话题聊完了，大家也就只能坐在一起沉默。每次最期盼的是下山，因为可以到村里有人的地方转一转，给家人打个电话，但最痛苦的也是下山，因为山下和山上的海拔落差接近1700米，从山下返回山上的路既漫长又崎岖，还要在缺氧的状态下背着物资，往往下一趟山再返回营地，需要休息几天时间。

“野外调查最可怕的就是迷路。”张泽钧告诉记者，在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野外调查期间，他曾同当地一名工作人员外出寻找野生大熊猫。早上9点出发，沿着山脊一路寻找，结果两人却意外走到了一处三面都是悬崖的峭壁上，而当时时间已经是下午5时许，如果不及时返回营地，后果不堪设想。

“凭着记忆，我们两人沿着仅有的一条小路，一步一步往山下趟，但走了很久，却始终不见来时的大路。最让人绝望的是，随身携带的打火机也坏了。”张泽钧说，大约晚上8时许，周围一片漆黑，根本看不清脚下的路。为了保证安全，两人将手紧紧牵在一起，坐在地上一点一点往前挪动，并不断向前抛撒石子探路。因为，如果石子一直滚动，说明前方是平顺的下坡路，如果石子滚动一段后突然停顿，则说明前方有坎或崖。

“我们两人就这样一直挪到当晚12时许，才算走出那片山脊，返回营地。返回时，营地的同伴都猜测我们两人外出遇到了危险，正准备下山向武警求助进山找人。”张泽钧回忆，黑暗、低温、坠崖、野兽等，随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至今想起来都感到后怕。

3. 研究成果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生活在四川的野生大熊猫怕人，所以在四川野外很少遇见野生大熊猫，我们更多的是看见野生大熊猫的粪便、足迹。而生活在秦岭以南的野生大熊猫却不甚怕人，经常出没在丛林里。”张泽钧告诉记者，2006年，中美两国在陕西佛坪联合开展了一项大熊猫生态研究项目，他和团队来到佛坪建立了野外大熊猫生态研究站，由他担任第一任站长。

在佛坪开展调查工作期间，一次野外调查时，他无意间发现两只雄性野生大熊猫正为了争夺配偶，相互挥舞熊掌、打斗成一团。为了记录下这一珍贵资料，他便一直躲在两只野生大熊猫身后不远处。但由于地上有一层厚厚的枯叶，走在上面沙沙作响，当其中一只野生大熊猫被打跑后，获胜的那只野生大熊猫以为他是同类，便转身向他扑了过来。别看大熊猫憨态可掬，但牙齿锋利、熊掌厚实，如果被它追上，绝对是凶多吉少。他便抱着一根树干往上爬，爬了大约离地两米来高。大熊猫是会爬树的，但当时很幸运，那只大熊猫并没有追上树，而是站在树下朝他嘶吼。为了吓退大熊猫，张泽钧也在树上不断大吼。大约僵持了几分钟，或许是发现他并不是同类，也或许是无计可施，那只大熊猫便悻悻离开。

“多年从事大熊猫研究，最 开心的就是帮助大熊猫重返野外。”2009年，甘孜州泸定县兴隆村民发现一只病饿的大熊猫，被救护后为其取名“泸欣”。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调理，“泸欣”身体全面恢复，行为能力正常。后经专家论证后，“泸欣”在石棉县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了易地放归。

“大熊猫放归野外是否成功，主要看它是否融入当地野生大熊猫种群，是否与当地野生大熊猫交配繁衍。”张泽钧告诉记者。2014年，通过红外线相机拍摄，团队成员杨志松等发现“泸欣”有带崽活动。为进一步确认大熊猫幼崽与“泸欣”关系，研究人员和监测队员在放归区域开展了为期一年多的DNA样本收集和遗传分析工作，最终确定照片中的大熊猫幼崽为“泸欣”的后代，这也标志着全世界首次易地放归大熊猫成功。

多年的付出终换来收获。2016年，“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研究与种群复壮技术”科研项目完成。该项科研项目奠定了野生大熊猫科学就地保护的主要理论基础，并在技术上发明了具有“宽度”的大熊猫生境廊道设计方法，确立了生态适应圈选址与设计技术，构建了评估圈养大熊猫野化放归时机、风险的指标体系以及监测技术体系，促进了种群的精细化管理。科研成果应用于《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的编制，推动了我国圈养大熊猫野化放归工程的实施。在刚刚举行的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研究与种群复壮技术”获得2017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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