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巨匠顾颉刚 流寓蜀地求真知（上）
顾颉刚在书房。
顾颉刚。
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
曾经的燕京大学。
顾颉刚致华大博物馆馆长郑德坤信。
雷文景文/图
顾颉刚先生曾说他想要的生活很简单，只有两种，一种是“充军式”的生活，一种是“监禁式”的生活，前者是容许他到各地去搜集资料，开辟学问的疆土，后者是把他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远去人事的纷扰。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原名诵坤，字铭坚。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古史辨”学派创始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开创者。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1944年7月至1945年1月客寓成都，在华西坝“五大学”之一的齐鲁大学主持国学研究所。流寓四川的时间更达6年余。在此期间，他的足迹遍及四川各地，广泛搜集资料，而在成都郊外的赖家院子，他远离尘嚣，埋头著述，努力践行着他“充军”与“监禁”的妙喻。
人事烦扰
促使他从昆明流寓成都
民国时期的文科学者大都写得一手好对仗，顾颉刚和吴宓亦谙此道。
抗战时期，燕京大学在华西坝举行复校两周年庆典，吴宓一口气撰写了四副贺联。其中“玉砌雕阑，望衡对宇。锦江翠海，异地同心”一联，颇能反映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的历史境遇和同仇敌忾的决心。时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的顾颉刚不让吴宓独美，亦挥笔撰写一联贴于燕京大学大门。该联为巨联，巨檗大字，由顾颉刚手书，字迹酣畅，风神毕露。联云：“话旧他年，毋忘在莒。誓心此日，必事沼吴”。
联语所用二典，正合其时，提醒人们在中华民族艰难困苦之际，当卧薪尝胆，收复神州大好河山，这是1944年12月7日的事。半年之后的1945年新年，这位以《古史辨》名噪神州的史学巨匠，时刻都在忙碌着的身影便消失于成都。
顾颉刚抗战期间在四川逗留的时间有6年多，成都与他的缘分不浅，期间曾两度到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第一次住了一年零九个月，先在华西坝，后迁北郊赖家院。第二次住的时间只有半年，研究所已由郊区迁回华西坝鲁村。
第一次来成都之前，和许多流寓学者一样，顾颉刚辗转过不少地方。1937年到过甘肃、青海两地，1938年又应熊庆来之邀去云南大学任教，但三地的生活对他而言并不惬意，这大半缘于一些人事纠纷以及他的身体状况不能适应高原气候。1939年1月，他在昆明北郊的浪口村觅得一处居所，本以为城郊是安静的治学之地，但他却仍不能安下心来，他曾在日记中写到：“久羡乡居，今始实现。浪口系一小村，夜中寂甚，不独无人声，亦且不闻犬吠，如住此间，尚不能将予神经衰弱治好，且不能写出几部书，则予今生无望矣。”
过了一个月又写：“此间空气稀薄，不适于我心脏，苟果如是，则只得离开云南矣。”
这样的身体状况无疑深深困扰着他，再加之，虽然他躲在浪口村写下了不少论著，在学术上有所收获，但却躲不开一些人事烦扰。那时候，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也在昆明，一些钦慕他的学生经常来到云南大学问学于他，这遭到一些人不满，他的心中不免存有芥蒂，促使了离滇之意。几个月后，机会来了，时游历昆明的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和历史系主任张维华前来拜访，表示欲在成都恢复该校的国学研究所并礼聘他主持所务，这不啻正合他意，离开高原去到川西平原的心愈加迫切，用他日记中的话说：“云南天气忽冷忽热，实在受不了，虽被挽留，去志决矣。”
群星荟萃
﹃华西坝﹄成为文人天堂
在顾颉刚的学术生涯中，似乎从来就没有像钱穆一样“萧寺读书”的静谧生活，总是在治学之中贯穿着客来迎往的繁杂事务。由于他治学的范围愈划愈大，又和“政府拨款”的缘分时有龃龉，这种状态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当他1939年的秋日踏上天府之国成都，他忙碌的脚步声得以稍稍放慢了速度。“在前方，枪炮的声音惊天动地，到了重庆是上天下地，来到华西坝使人感到欢天喜地。”这段话，是顾颉刚在华西坝演讲中的一段开场白，足以见出他对成都治学环境的满意程度。
当年，流寓大后方的教师与学生流传着一个谈资，说重庆是“人间”，陕西城固是“地狱”，而“华西坝”则是天堂。那时节，在举国抗战的历史背景之下，云贵川三省共有内迁高校56所，也有人估计内迁西南的高校至少有70余所。四川省是聚集高校最多的地区，约有46所。成都接待了约8所学校，其中先后有5所集中在华西协合大学所在地华西坝，时称“五大学”联合办学。
一时之间，古锦城可谓群贤毕至，星光灿烂。燕京大学在北平时即拥有一批名教授，来到华西坝又聘请了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徐中舒和赵人隽，其中前四人被称为燕大的“四大名旦”，校长梅贻宝是用双倍薪金将大师们聘来的。这些学者虽受聘于某校，其实往往是“五大学”共同拥有。
汇聚在华西坝的文科学者还有蒙文通、吕叔湘、朱少滨、闻在宥、马鑑、吴其玉、谢霖甫、伍非白、许寿裳、刘咸、刘朝阳、冯汉骥、傅葆琛、常燕生、庞石帚、李培甫、任乃强等。这些学者当中有中国会计学的鼻祖，有蜚声国际的人类学家，有中国乡村教育的先驱、有开创现代语言研究的硕儒、有里程碑式的历史学家，不能尽数。
在其他学科中，医科汇聚了一批中国名医。计有内科学家戚寿南，外科学家董秉奇，神经学家黄克维、程玉麟，眼科学家陈耀真，胚胎学家童第周，细菌学家林飞卿，病理学家侯宝璋，解剖学家张查礼等，皆为泰斗级的人物。
此外，中国牙科创始人林则，第一位牙科博士黄天启，中国公共卫生学之父陈志潜，中国生化学先驱蓝天鹤，数学家曾远荣、周太玄、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药学家汤腾汉，皮革学家张铨，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球物理学家赖普吾等等领衔各领域的医生、学者、科学家皆集中于坝上。
同城的国立四川大学那时也汇集了一批名宿，如朱光潜，孙伏园、卞之琳、向楚、潘重规、罗念生等。而在此期来这里做短暂讲学的著名学者联翩而至，如林语堂、梁漱溟、冯友兰、张东荪、张恨水、朱自清、叶圣陶以及来自海外的名流专家。
1942年11月9日，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发起成立了“东西方文化学社”。中国的学者、科学家踊跃参加，顾颉刚是该学会的骨干会员。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很多学者、科学家以及美国、德国、印度的许多学者也加了进来，共同构筑了特殊时期中国学术的一方靓丽风光。抗战胜利之后，流寓华西坝的学者曾撰写了一篇《五大学联合办学纪念碑文》，其中道出了学者们聚集此地的历史原因：
“成都自古为西南名郡，文物之盛，资源之富，风土之美，冠于全国。故中原有警，而西南转为人文荟萃之区，此徴之既往而已然者也。民国肇兴，华西协合大学于焉成立，规模宏伟，设备完善，而校园清旷，草色如茵，花光似锦，不仅为成都名胜，亦西南学府，四方人士心向往之。”
深谙历史的顾颉刚当然也知悉此言，不然他也不会以“天堂”之喻来称誉成都，他与此地的缘分可谓命定。
赖家院子
标点《二十四史》的梦想
来到成都，顾颉刚居住于状元街附近的青莲巷，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设在华西坝。不久之后，由于人员增加，房屋不敷使用，顾颉刚又将研究所迁到成都北郊崇义桥的赖家院子。此地远离市区，处于农田包围之中，环境更加安静。园内花木扶疏，池水静谧。当年在此求学的严耕望先生对这里的境况有过详细描叙：
“院子本为一赖姓富家住宅，占地甚广，旧式庭院三进，后为花园，花木甚多，故又称为赖家花园。院之右前部有荷花池，池外围墙内植杨柳树株。池中有大型水榭，曰消夏亭。池后厢房多间，屋宇花园外有围墙，竹树环护，甚为畅茂。墙外小溪绕之，溪外农田，一望无际，只有稀疏的独立村庄点缀其间，好一片宁静气氛。”
从喧闹归于平静，顾颉刚不由得感到身心轻松而舒坦。与抗战时来到成都的许多学者一样，他对这里的文化氛围也很满意，尤其是建立研究所必需的图书资料，在这个文化故都是不缺乏的，许许多多的旧书店成为他搜集资料的好去处，成都著名的私家藏书楼“贲园”他也慕名前往过。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藏有一位广东藏书家寄存的大批图书，顾颉刚通过协商，将这批书置于研究所，供研究人员朝夕查阅，可谓“软件”与“硬件”齐备。
那时候，当东方的曙光尚未初现，当成都坝子的浓雾尚萦绕在农田，清晨六点之时，头发斑白、身材颀长的顾颉刚已身在办公室。学生胡厚宣经常于此时听见老师办公室内传出琅琅的读书声，后来方知，顾颉刚是在反复念读自己的文章，以找到最佳语感而修订。
在成都，顾颉刚最大的雄心是想实现他标点《二十四史》的学术计划，并与当时的著名出版家王云五商量过此事，王承诺如标点完竣，他将以一年的时间将其印刷出版。可这个计划何其庞大，他的研究所虽然先后请了钱穆、杨向奎、胡厚宣、沈镜如、孙次舟等人，再加所带研究生孔玉芳、张蓉初、严耕望、杜充简、钱树棠、许毓峰、魏鸿祯等人，但要将浩漫的《二十四史》整理标点出来仍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顾颉刚素来以大手笔的学术气魄而闻名，他年轻时的梦想是作四部著作，一是《帝系考》，二是《王制考》，三是《道统考》，四是《经学考》，总名为《古史四考》，后来又想编纂一部《中国民族史料集》，其学术胃口的确大得惊人，这成为他的优势同时也成为他的“短板”，那时候在学术圈之中，谈到顾先生的学问大都会说：“他的计划太大”而下一句便不肯说出来——“难以实现啊！”
闲里亦忙
史学著作达到高产期
拿标点《二十四史》来说，顾颉刚后来自己也说要将其书“细细读一过不是件容易事，这一部3243卷的大书，以平均读两卷计，即需时四年半，再加上编辑和研究的工作，不是又需十年吗？”不过，顾颉刚确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几十年之后，他在新的历史境遇之下奉命主持《二十四史》点校，该丛书的标点工作才得以完成，虽然离他当时的构想，将史籍中散乱的材料串联、集合成为有系统的、可成为各种专史的材料集仍有很大差距。
天才加勤奋是顾颉刚显著的学术性格，虽然他以有生之涯未竟毕生之愿，但仍以高产的史学著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学术年谱》记录着他在成都期间耕耘的成果：1939年11月，整理写于昆明的学术著作《浪口村笔记》。12月，写毕《西庑读书记》，以读书于成都学宫之西廊而题此名。1940年，写作、发表文章及文集94篇（册）。《骆园笔记》一册以赁屋于华西坝骆园题名。1941年，写作、发表的文章有32篇。其间，尚外出考察古物古迹。1942年至1944年频频外出考察，又往返于成渝两地教授课程以及操持学术事务，著述计有30余篇。这粗略的统计无疑反映了他在成都专致著述，果然是成绩不菲。
与其他学者相比，顾颉刚的特色之一是擅长组织学会、办理刊物，经营出版。刚到成都的时候，他即组织建立了“中国边疆学会”，这个学会鼎盛时会员达到了六百余人。当时的华西协合大学对中国边疆的研究有其特色，不知道他与华大学人有无交往过从，但他1945年在重庆主持《文史杂志》时曾来成都约请华大“中国社会史研究室”为该刊编辑《中国社会史专号》，想来他对成都的学术动态是有了解的。在教学与著述之外，顾颉刚还创办了《责善》半月刊，主编《齐大国学季刊》、参与《三大学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和《中国边疆》月刊、《边回》周刊、《边疆丛书》的编辑，发起创立《史学季刊》，还担任了不少的学术职务。顾颉刚曾在给他的学生郑德坤信札中叙说自己的忙碌，说自己恨不得分身为两个人，以应付做不完的工作。看来，他在成都难得的“清静”，也只是远离了一些琐事缠绕，他的头脑却是在不停地为学术而运转着。古人所说勤奋读书人在车上、马上、厕上也不闲着，他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
有人曾将他与周谷城做比较，说周谷城是忙里亦闲，而他是闲里亦忙，他将此话许为知言。其实，若将他与同在赖家院坝的钱穆的风格相较，也可做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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